一回見一個病人躺在床上,渾身上下只有眼珠子動來動去,對我們的出現毫無反應。我們圍在他的床邊,專心地抄筆記,並不做其他想法。這並不是麻木,只是一種Specialization;不工作時,我們可以是喜歡無病呻吟的文青,但工作時,我們的職責是使病人好過一點。如同即使是血統最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在M記買早餐時不斷在心中默唸「眼前的店員姐姐不只是店員,她也是人,有自己的感情、目標與家人,我們要拒絕異化……」而不是考慮待會要點哪號餐一樣。醫院並不是讓受薪者感懷身世的地方。醫生問:「你們覺得他多少歲?」

我們翻翻病歷,噢,15歲。我還以為他更年輕一點。

「你覺得他的病是第幾型呢?」

我搶答:「第二型,因為第一型患者通常在兩歲前就過身了。」

「嗯….世上總有例外的嘛。他就是非典型的第一型患者。」醫生續問:「好啦,既然他已經15歲了,為甚麼他的智力似乎沒有到達15歲的程度呢?你知道,患者的智力通常正常…….」

那一刻,我忽然有種暈眩的感覺。就像是徒手捧一碗剛煮好的麵朝餐桌前進,一路上只感到飢餓,快到達餐桌的那一刻才忽然發現那碗麵燙得無法忍受,痛入指骨那種感覺。那些以字面意義偷渡進我腦海的無溫度資訊,現在開始燒灼。一直在潛意識下被隔絕的過份同理心如同越過堤壩奔騰而下的洪水般衝擊而來,如果我以目前的心靈狀態躺在床上,15年--

我為他的智力缺陷感到無比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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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病人比較幸運,只有一歲。因腦癱躺在床上,呼吸機很吵,她卻睡得很熟,我們怎麼折騰也吵不醒她。我想問一個問題,卻躊躇著難以啟齒,最後問了一道非常迂迴的問題:「她是有需要才入院,還是接下來都要長期留院?」

同學們投以驚詫的目光,因為我問了個笨問題。醫生也失笑道:「她從出世起就沒出過院。」不知道是他somehow解讀出我的本意,還是單純的有感而發,他又補充道:「這是文化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高加索父母往往更願意拔喉。至於華人父母…..」

雖然社會一直提醒我們Don’t judge,但一個人是不可能不judge的。我們不可能,也不需要逃避道德直覺。所謂Don’t judge,不過是提醒自己1. 不要把自己的判斷宣諸於口,以免傷害他人感情及2. 因為自己沒有perfect information,所以判斷未必正確,這樣的一種自省工具而已。

是的,世界上沒有人會有perfect information。例如說,就算是深愛孩子的父母,不管他們有多愛孩子,山那麼高的愛,海那麼深的愛,時間般永恆的愛,他們也永無可能感受摯愛的孩子的感受,一天二十四小時和褥瘡同床的感受,四肢不屬於自己的感受,生存的感受。

為孩子做出生死的抉擇,名義上是當孩子的代理人,實際上卻反映父母的人生觀。那些悲觀的,軟弱的,認為生命充滿痛苦的父母,自然不忍讓孩子受苦。那些樂觀的,堅強的,認為生命是神聖的、是命定克服挑戰的父母,也會要求孩子同樣地堅強。

是不是每個有病的孩子都在受苦,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每個孩子都那麼堅強,應該那麼堅強,我也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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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過一套非洲大草原的記錄片。獅群狩獵時,喜歡咬斷獵物的喉嚨才大塊朵頤;鬣狗卻不費心處理氣管,獵物一倒地,他們就直接撲到大肉塊上開餐。

這套記錄片中,一隻被鬣狗群追捕的水牛前腿骨折,不支倒地。緊隨其後的鬣狗群隨即撲到她臀後,爭相撕咬她的屁股。她還沒斷氣。鬣狗們咬下大塊肌肉,可以猜想他們的吻部將從這道缺口長驅直進入她的盆腔。她前腿跪地,頭部扭向攝影機的方向,不住地悲嗚。這麼多年過去,我一直無法忘記這幅畫面,她黑色的雙目鮮明如同烙印。生命是痛苦的。這就是我的註解。

我成長的過程中,又發現了生存之痛苦的另外的表現方式。歷史中,許多人想活,卻在絕望、痛苦、悲憤、迷茫中死亡,以死亡人數的形式名留青史。歷史下,許多無名的小人物莫明其妙地被生下來,沒有人愛,沒有人尊重,然後莫明其妙地死去。來到資訊年代,他們的故事或許會被寫到社交網站上,換來一些like,一些轉發,一聲嘆息或者一絲心痛,and that’s it。病者不被時代或意外折磨,出問題的卻是最親密的身體:人生從核心部份開始崩塌,世界對你那麼友善,親人朋友都樂意見你活著,身體卻自顧自地腐朽,讓你的願望從活下去,變成不要再痛。也有些人身體沒問題,心卻生病了。病者告訴我,覺得死了就不用面對人生了,我好想睜大眼睛高聲應和,是的,我明白的,自殺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問題從來不是問題本身,而是生存本身,我都明白的,活著有多麼的痛苦,人生又有多麼地不堪忍受--但這不是正確答案,起碼不是Marking scheme上會出現的那種。

Don’t judge。我不能論斷讓生病的孩子繼續生存是不是對的,道德上正確的。痛苦如此切身,以致我不可能用那種康德式的、密爾式的純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斷,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生存就是痛苦。這就是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