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選擇伸張公義而違反保密協議,揭露校務委員會成員拒絕任命陳文敏的「神邏輯」。建制派咬牙切齒,土共新進打手屈穎妍率先撰文發炮,指僱主日後會記得這件事;及後幾天的文宣攻擊,有導演王晶呼籲僱主永不錄用馮敬恩以儆效尤,也有「思想家」李天命反問有多少人會再放心聘用馮敬恩。說來說去,都是警告其他大學生,為了畢業後的就業前程,「精精哋就唔好亂咁講嘢」。

這種「死喇你,以後唔俾你做港奴!」的恐嚇,可謂「九唔搭八」。現今香港的大學生,有多少個會因為顧慮以後失去港奴的地位,而限制自己當下的一言一行?這些恐嚇,效果等同「你今日再唔儲多啲錢以後就買唔到樓」一樣,要年輕人繼續犠牲今天的利益去成就那個遙不可及的將來;這些土共打手,自己是「為咗份工可以去到幾盡」的思維,以「搵工」作為切入點去攻擊大學生,可見他們完全不理解今時今日大學生身處的社會環境。

上一代香港人的「成功經驗」,大學敎育是一個保障;畢業後投考政府職位或者進入私人機構,要找到一官半職、收入足夠衣食住行開支、可以養家活兒的工作,完全不成問題。平常要有儲蓄的習慣,而儲起來的錢,必須作為置業的首期之用。為了成家立室安居樂業,自置物業是長線投資也是人生目標的「指定動作」。這條「人生勝利組」的方程式,是老一輩香港人受儒家文化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影響,揉合而成。儒家文化對讀書、對家庭重視,也推崇長輩對後輩的權威;資本主義社會強調賺錢和花錢這個無限loop,而香港曾經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社會最成功的典範,所以讀書、賺錢、置業、成家這條人生道路,香港老一輩人視為金科玉律,以長輩的權威角度要年輕一輩遵從,也視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樓市只會升、不會跌的神話,雖然受過幾次短暫的「干擾」,但整體來說,無損香港人對「上車」的渴求。不過,香港的經濟結構這十多年來,在港共政權治下嚴重畸型;每年幾千萬個中國遊客湧來香港,把藥房金鋪養得肚滿腸肥,所需求的前線服務業員工,不需要什麼學歷也能勝任有餘;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點,二十年來紋風不動,物價卻以倍數上漲;至於不是選修專科的大學畢業生,收入可以比洗碗碟工人還要低。樓價比天高,大學畢業生一生人的總收入,不吃不喝也隨時不足夠買一層樓。明明上一代人的「成功經驗」已經失效,還要把經驗硬套向下一代,豪言「你大學畢業無人請你做工睇你死未?」拜託,下一代人的思想價值觀已經改變,你們老鬼覺得是天大的事情,年輕人才不屑一顧。年輕人也沒有你們眼光的淺窄,知道繼續走你們的路只會是死路一條;如何反抗、怎樣可以把社會推倒重來,才是他們關心的事情。

這個兩代人的鴻溝,在去年的佔領運動也可以清楚見到。親建制的藍絲不用多說,而表面上站在年輕人一方的「黃絲帶」,他們對年輕人也是極度不信任。黎智英說學生「串到不得了」、陳日君氣急敗壞叫黃之鋒收聲、長毛梁國雄阻止群眾佔領龍和道,例子實在太多。他們是香港社運行業的「老屎忽」,不但堅持自己沿用N年「遊行完返屋企」的經驗,更不准年輕人嘗試他們自己的一套。佔領運動後期發生的「拆大台」事件,筆者參加過群眾在金鐘海富中心外的討論,也和一群「資深傳媒工作者」互相交換過意見。他們的論點,來來去去都是「這些嚷着要拆大台的人太年輕了,人生經驗不足,被人利用了而不自知」;你對他們說「嚷着要拆大台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啊,不是被人利用」,他們會反駁「這不就是被人利用了嗎?」總之沒有他們的經驗就是一種缺失、和他們得出的結論不同就是一種錯誤,甚至是「被人利用了」。

開開心心做了幾十年港奴,當然不覺得自己被奴隸主「利用」過。不過,這個社會甚至這個世界已經和三、四十年前截然不同,要做好一個港奴,已經越來越難做。要改變現狀,潛藏在香港年輕一輩的新一代政治領袖,怎可能會是另一個因為「打好呢份工」而被檢控的曾蔭權?香港正在步入亂世,亂世出英雄,蔣介石毛澤東,不知對「搵唔搵到工」有沒有擔心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