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在一連七日會議審議香港政改報告後,全票通過香港政改決定草案,明確規定提名委員會人數維持於1,200人組成,並須按照現時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同等比例,提名門檻是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特首候選人數目定於2至3人,2017年特首選舉會繼續沿用2012年特首選舉產生辦法,亦即「831框架」。

曾走進中聯辦進行密室會議的泛民驚覺原來被人「中出即飛」,普選框架中自己很可能無份「入閘」,於是化身復仇者聯盟聲討人大決定。有學者更形容是對話之路已走到盡頭,啟動一系列和平抗命行動以作全面抗爭。9月下旬,學界更發起大專及中學生罷課,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學民思潮分別於9月22日至9月26日發動24所大專院校及百多所中學的學生罷課,以抗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9月23日,學界罷課移師政總一帶的金鐘添馬公園、添馬艦露天劇場及立法會綜合大樓外舉行。過百名學者響應號召,於「公民課堂」向罷課的同學進行義教,所謂的「罷課不罷學」,當晚集會學聯聲稱有2千人出席,而筆者亦是該晚正式加入某網媒,在大台後方的傳媒帳篷中作「現場打字員」,更被上司信任即晚有編輯權,即時上稿,由那晚開始踏上公民記者這條不歸路。

採訪罷課期間,學聯遊行至中環被警方以未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為由而黃旗示警;筆者母校有學弟於港鐵大圍站宣傳罷課理念時遭老漢打崩門牙;學聯「緝拿梁振英」遊行及嘗試包圍禮賓府被警方出示紅旗等等,我發現主流傳媒立場為先,內容為次的報導方式教我無言。如學聯遊行,建制媒體會直斥他們未有前事申請,無視法治;親泛民的就會指警方無理干預學生,將學生光環無限放大。但鮮有報導學聯對於《公安條例》的立場及看法,亦即為何學聯會無視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關鍵原因,當年他們更有一件《公安惡法》的短袖衫,筆者仍然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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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發生了很多事,26日晚上10時18分,有人按事前的秘密會議所定下劇本起鬨及爬越圍欄(早就有風聲留出,不少傳媒只是在等甚麼時候發生及會發生甚麼事,當時只是剛開始公民記者生涯的筆者亦有聽聞,不過認為是「道聽而塗說」而未加理會,結果是我錯判,但無去行山,而是當晚因要陪家人而早走),學民思潮黃之鋒隨即呼籲集會人士「進入」所謂的「公民廣場」,亦為日後一連串的公民抗命活動揭開序幕。

2014年9月28日,下午5時58分,警方於夏慤道施放第一枚催淚彈,當晚香港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以驅散金鐘的抗爭人士。觸目驚心,驚心動魄的一夜,但抗爭者並沒有退卻,並擴展佔領地區,金鐘、銅鑼灣、旺角、尖沙咀亦相繼被佔。中共及香港政府未有因佔領行動而作出任何讓步,而警察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暗角打鑊」的七名涉事警員至今仍是停職留薪,未被起訴,故香港警隊被冠名「黑警」,親建制人士更出動銀彈政策招攬黑社會作為打手,而出現血腥暴力的「旺角黑夜」及「金鐘藍絲日」。

長期佔領下出現的社會嚴重撕裂,山頭主義四起,金鐘大台、旺角混亂、老銅獨善、尖咀無援,三子雙學泛民本土各有盤算,佔領行動進退失據。同年12月15日,銅鑼灣清場,象徵79天的佔領行動結束。但抗爭活動並未因各佔領區的清場而結束,而進入所謂的「後雨傘時期」,鳩嗚團及光復行動接著而來。香港人過著風雨飄搖,動盪不安的一年。

這一年,筆者以公民記者身份於現場見證各種事件的發生,嘗試以平實及持平的方式將「真相」提供給讀者,亦算是見識到不少人和事。筆者昔日由一名網路作者,再參與抗爭活動,後來當上公民記者,到最後有份創立一個以新聞報導為主的網媒,我更為此而辭退了已有7年之久的工作崗位,現以散工過活。箇中原因,正正是為何會有公民記者的出現,因為公民記者不信任主流媒體,認為他們往往因既定立場而以偏概全及斷章取義。所以佔領爆發後,公民記者及新媒體湧現,其實說穿了大多是「自己新聞自己報」的心態,又因天時地利人和,不少公民記者及網媒乘著佔領的勢頭而崛起而受到一時的廣泛留意。

然而,佔領過後,公民記者及網媒的受眾只是社會上的一小部份,無可否認其中一個主因是主流傳媒財雄勢大,在資源充裕下可以作出廣泛且有深度的報導,而得到大眾支持及留意。但我認為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不少公民記者並沒有當記者的覺悟,大多的公民記者並無經過專業訓練(筆者亦是),以一腔熱血,不問回報去採訪,透過自己的鏡頭及文字將事件呈現給讀者,但當中的傳媒理論,如身為記者應有的採訪技巧及新聞操守卻被不少公民記者嗤之以鼻,認為是老掉牙而不合時宜的繁文縟節,自以為是的「我們就是破格的存在!」。

這亦是公民記者一直被未廣泛認受的原因,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張炳玲與資深傳媒人梁文道曾於香港有線電視節目《香港刺針》清楚指出不贊同「公民記者」,他們指記者的工作是有專業性及客觀性,而市民以公民記者身份報道會容易滲入「情緒」;若有公民記者參與社會運動並作出報道,在已有既定立場的情況下,觀點或會存在偏見和不全面。這亦是事實,我曾不下百次向前線的公民記者指出「請唔好呢下係抗爭者,轉頭又變番做記者,咁會影響到好多想做好公民記者身份的朋友。」在現場採訪上,如果大多數的公民記者根本是抗爭者「偽裝」而成,執法者或工作人員(如保安)根本無辦法區分下,只好一刀切謝絕公民記者及網媒(當然香港政府基本上是不承認公民記者及網媒,原因大家心照不宣。);在讀者層面上,帶有抗爭意識的報導,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和主觀的色彩,而局限受眾類型,即使寫的是被主流傳媒有意刪去的「真相」,亦會因報導中的明顯政治立場而失去公信力及說服力。

以鄰近地區來說,台灣的公民記者發展得很不錯。台灣於2011年,第689號釋憲中說明到「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當中的「一般人」確立了公民記者的採訪權。而國際記者聯會(IFJ)在台灣代辦國際記者證的機構,是承認公民記者及網媒身份,只要有兩名現有成員提名就可申請國際記者證,香港亦有網媒記者以此方式成功申請國際記者證。不過可笑的是於佔領期間,有香港前線警務人員連國際記者聯會的記者證亦不認識,更以非香港記協成員為由而阻止外國記者採訪,柒出國際。

反觀香港,除了公民記者良莠不齊,當中有自稱公民記者的刑毀罪成,在整體發展上亦受到很大無理的局限。在主流傳媒被收編下,不論是建制或者外國勢力,市民可以掌握的「真相」只會每況愈下,加上網路的急速發展,公民記者及網媒只會變得更加重要,但這條路一點亦不易走,香港記者協會不承認網媒及公民記者身份,而香港政府亦以此為由而任意踐踏公民記者及網媒的採訪權,而國際記者聯會在香港代辦國際記者證的機構就是香港記協,故此香港公民記者要得到記者應有的認受性不單單於是否有做好採訪工作。

日前收到《聚言》的邀請,他們想收集各方好友於928這一年的經歷及體會,以上就這就筆者回顧這一年後的有感而發。香港的公民記者可以說是因佔領行動而生,身為其中一份子的筆者並不希望因佔領結束而亡。在種種無理的局限下,公民記者更要自強不息,向專業方向發展,虛心學習記者之道,不要沉醉於一時的光環,而是腳踏實地地一步一步地成長,填補主流傳媒的不足,最終得到應有的尊重及認受,為大眾提供一個有公信力及說服力的資源來源。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