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才特書此文,主要為釐清大眾對儒家的誤解,以補充本人《抗共必須高舉華夏》一文。

不少人認為儒家是為君皇服務,是封建思想,毒害社會,應當廢除。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其實是停留在96年前的五四時代的「打倒孔家店」,並無認識真正儒家思想。

大眾之所以認為儒家為君皇服務,主要是故漢武帝時董仲舒獨尊儒術。秦時焚書坑儒(但經典皆保留一份在阿房宮中,至項羽火燒阿房宮才真正燒盡),古藉、思想散失,直如中共文化大革命一樣影響深遠。漢朝儒道不分,當時更有說孔子比老子的修為更高,因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尚有說此句,但孔子連說也沒有說!(不才記憶中是東漢一個姓王的哲學家說的,但不肯定是否王充)漢朝時對儒家已有誤解,高舉的是角色倫理。

 

儒家禮樂針對時局

角色倫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前面一個字是名詞,後面一個字是動詞。就是君王當做君王之事,臣、父、子亦各安其分。董仲舒斷章取義,高舉角色倫理,以之取代儒家。儒家其實亦談及不少角色倫理之事,例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與角色有關。不過漢初劉邦以庶民起義登大寶之位,便不符合董仲舒釋義了,他的說法是說漢武帝的祖先得位不法,否定漢武帝為正統皇室,是殺頭之罪。不過董仲舒亦取陰陽家鄒衍之五德終始說,周為火德,秦為水德,劉邦斬白蛇起義,白蛇為水,土剋水,漢朝為土德。可見漢初雖以儒家為尚,其實學識亦雜亂,如果大家說董仲舒之儒家為儒家,不才實在不敢恭維。

孔子創立儒家之時,正值春秋之世。春秋尚霸不尚王,故有齊桓、晉文等春秋五霸,霸主之氣焰直蓋天子。周初分封,有逾百國,包括孔子故鄉魯國、康叔封地衞國、太公姜子牙封地齊國等等。到春秋時,剩五霸,其實就是兼併,此非天子所允許。春秋時齊桓公便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弒、抑兼併。」不過後來情勢持續惡化,到韓趙魏三家分晉,以下犯上,正式開啟戰國局面。

春秋戰國,正是下剋上之世,子弒父、臣弒君不絕,各不安守其位,周朝之禮樂,已禮崩樂壞。周初周公旦制禮作樂,明言「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亦即庶民守刑,大夫守禮。當時大夫腰懸玉珮,如大夫走路姿勢得當,則玉珮敲擊作響,聲音清脆而有節奏。進屋有門檻,而門身不高,即來客要提腿低頭,低頭者向主人行禮也。然而,春秋之世不同周初之世,周初之禮已經不合時宜,故孔子效法周公,重新制禮作樂,並以新禮樂規範大夫,更打通人民上仕大夫之社會流動,故新禮人民亦守。孔子之新禮,以角色倫理為主,針對春秋下剋上、各不安其位之亂世。

當時孔子亦尚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強調君子自強不息,以免在上位者無能,遭下位者輕易取代。至於社會流動,君者,人君也,齊桓晉文俱為君。子者,老師也,老子、莊子、韓非子俱有一家之言。然而在孔子教導中,克己復禮為仁,做到此點即為君子。君子小人之辨不在於出身、地位,在於品德。

 

孔子反對盲目忠君

看到君子小人之辨此節,則可引申至孟子「聞誅一夫者,未聞弒君也」,君不安其分,則非君,無以言忠君。此亦包在各安其份之內。皇室說天子為君權神授,上泰山封禮,大搞迷信以鞏固其皇位,使父傳子、子傳孫合乎天道。然而「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血緣為天子非孔孟所說,依孔孟所說,有德者居之,可見儒家並不支持盲目忠君。

若孔子有看田中芳樹之《阿爾斯蘭戰記》,他亦會支持出身寒微,但才德兼備之阿爾斯蘭,而不支持有正統血統卻將祖國陷入戰火中的席爾梅斯王子。孔子以父子相處引申至君臣相處,然則孔子認為父子應如何相處?以《曾子受杖》為例,曾參犯小過,即遭父毆打,曾參任其毆打,其實使其父犯下罪過,即為不孝。子在此情此境應勸諫父,臣亦然。不過在孟子看來,更可以誅一夫。

 

角色倫理並非全部

如果諸君還記得《論四端》,應知道惻隱之心為仁之本,苟若充之,則可以保四海,苟不充之,則無以事父母。孔子為聖人,他可以制禮作樂,而其他人只要到達仁之境界,亦可為聖人。然則,普通人是否需跟隨角色倫理,不可逾越?

孟子曾言若嫂跌落河,可越男女之防,抱以救之,以救其命。此非跟從既有之道德規條,可謂規距是死人是生,無理由惡棍蜂擁而至,仍高舉雙手唱海闊天空如此反智。大家皆有惻隱之心,因此才能「仗義每多屠狗輩」。只要存此心,即有明辨是非,行仁之能力,毋須拘泥角色倫理。

若高舉儒家,不會像既有誤解一樣盲目忠君,反而是可以香港正統重新制禮作樂,規範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