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與「城邦派」「國師」陳雲掀起罵戰。其中一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香港應該復興『華夏文化』?還是復興『漢文化』?」。何氏傾向後者,反對使用「華夏」一詞,卻遭到陳雲及其信徒猛烈的批評。事件觸發「本土派」內部進一步分裂,內鬥不斷。

姑勿論雙方誰對誰錯,更為關鍵的是,我們應該了解,在客觀學理的層面上,「華夏文化」、「漢文化」的確實內容究竟意指什麼。當然,陳雲可以有一套對「華夏文化」的理解,何氏亦可有自己一套對「漢文化」的理解。可是,理解歸理解,理解是可以出錯的。如何判斷一套理解有否出錯?最後還是需要回到歷史、哲學的研討上。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曾經說過:「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這番發人深省的說話,置於今天評議何、陳之爭,其實仍然適用。

本文將嘗試簡單疏理「華夏文化」、「漢文化」的具體內涵,並進而指出今天香港的抗爭者實在不必要刻意高舉這兩套文化。

「華夏文化」淺析

要了解何謂「華夏文化」,我們可以參考以下一些資料:

(1)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

(2) 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周書‧武成》疏)

(3)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

(1) 清楚告訴我們,「華」是指衣服、典章之華麗漂亮,「夏」則是形容禮制儀節之寬大氣派。至於 (2),「華夏謂中國也」一句說明「中國」是「華夏」的通稱。諸侯倘能穿上華服行帶有氣派的禮,其自然是「中國」的化身,故 (3) 中孔子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相反,諸侯穿上毫無美感的服飾行有失氣度的禮,其即不是「中國」的化身,孔子稱之為「夷」,與「中國」對揚。

當然,有人或會問:「帶有寬大氣派的禮是指什麼禮?寬大氣派從何而來?」。對此,孔子其實有回答:

(4)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5)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6)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里仁》)

(4) 反映孔子一直以「周」作為其政治理想的投射。(5) 則表露孔子以周公作為效法的對象。他眼中的「禮」,亦即帶有氣派的華夏之禮,自然是周禮 (至少有周禮的元素)。而周禮之所以帶有氣派,原因在於 (6):它以「仁」為本。「仁」即人真誠無妄的情感。

綜合而言,所謂「華夏文化」,實際上是一套成型於周代、重視人與人之間用恰當的方式 (穿上華美的衣服,行沿革自夏、商、周的禮儀) 進行真摯的情感交流的文化。今天香港人在農曆新年期間穿上華服、向親友拱手祝賀、全家一起吃開年飯,這些皆是「華夏文化」的體現。

略談「漢文化」

和「華夏文化」不同,「漢文化」成型於西漢,這是「天下定於一尊」的大一統時代。

天子權力的至高無上,致使讀書人的治國主張無法獲得採納,且動輒得咎。董仲舒於是利用「天降災異」、「天人感應」等怪力亂神之說,威嚇漢武帝聽取自己的意見。後來,這些想法逐漸演變成「五德終始」的迷信之說,王莽遂據「漢德已衰,新聖將興」篡位自立。

神秘色彩濃厚是「漢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對「天」的高度敬畏,與「華夏文化」重視「人」的真情流露,顯然有著根本的差別。

又「漢文化」同時著重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這由《春秋繁露》中有出自《韩非子‧忠孝篇》的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可見一斑。

抗爭不必高舉「華夏」與「漢」

有關「華夏文化」與「漢文化」在學理上的分歧,上文已經扼要交代。陳雲、何氏所言是否「貨真價實」?讀者大可自行判斷,不贅。

反而,一個問題必須為大家認真思考:「今天從事本土抗爭行動,真的非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不可嗎?」

倘若「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土壤是適合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茁壯成長,反對固屬不必。但問題是:「華夏文化」 / 「漢文化」有一些核心的內容,與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不相容,甚至針鋒相對。我們既然要用抗爭捍衛香港固有的制度和價值,為什麼還要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大旗?

「華夏文化」的優點是重情,講求「謙遜」、「內斂」、「恭敬」,並對人 (包括統治者及其官僚) 真誠的信賴。然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制衡,背後正是建基於對統治者及其官僚的不信賴!又公民社會中立場鮮明的激辯,亦不講究個人情感、道德修養凌駕於事實理據,而是體現「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求真至上的態度。尤其重要的一點,「華夏文化」剝奪了人選擇放蕩不羈、憤世疾俗、逾越禮教的自由!難於表達和感受他人情感的「自閉症」患者將會遭受新社會誤解、遺棄。如此一個「烏托邦」,果真值得我們今天奮力爭取嗎?高舉「華夏文化」大旗有何益處?

至於「漢文化」,問題更大。「以天制君」某程度上是過去讀書人面對絕對君權,迫於無奈下所玩弄的小把戲。而這個把戲是很容易被拆穿的,《漢書‧董仲舒傳》有以下一段記載: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作為「始作俑者」的董仲舒因大談「天降災異」而險招殺身之禍,這正好反映「以天制君」的策略並不容易駕馭。今天我們要致力的,更多應該是爭取制度設計上的改變,以人民作為權力的源頭,即中山先生所言的「人民有權」,談災異、說鬼神或可作為民間傳說的一部份,但此不該是抗爭者用力的方向。

又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容易造成強姦他人見解、騎劫他人立場的唯我獨尊,這亦不利於多元聲音的良性互動和溝通 (董仲舒將韓非思想結合儒門學說,即扭曲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當然,陳雲曾經在網台節目中表示,高舉「華夏文化」只是為了突顯香港人崇尚優秀、先進的文化。何氏對「漢文化」的闡述亦不見有怪力亂神、自以為是的地方。本文對「華夏文化」、「漢文化」的評議,未必適用於他們身上。可是,假如有學者打算認真把「華夏文化」 / 「漢文化」與當下本土抗爭結合,他們仍須正視本文所提出的種種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