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的熱議話題是『三權分立』,其實這個東西不在於它是否已經是一個普世認可的制度受萬人敬仰,他的重點在於分權,最終是否分出來三個權並不重要,因為如果你看了美國911之後對公民權利無的放矢的侵害,那即使有了媒體的第四權,就算有第五、第六權都是嫌多。

當然有些人說了什麼超然什麼之上的說話的確惹來爭議,但也就停留在爭議之上罷了,爭議和現實之間還是有一段差距,打打嘴炮沒關係,最重要是讓那些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普羅大眾明白所謂分權的原理有一個大概的理解,讓這種社會公共性問題可以成為一堂對大眾有益的通識課才是達到最佳結果,也算是最低限度的貫徹了效益主義。

當人們談論分權的好處時,其實就是在談論集權的壞處,但在現今這個左翼大政府主義橫行的時代,集權也被認為是一種效益主義的結果,原因是大部分人都認為集權是擁有最高效率的方式,的確在我們所看過的歷史裡面,集權有他高效的一面,例如星加坡。

要談論分權有什麼好處,不如直接切入集權會帶來好處的邏輯更為有效,當一個組織甚至個人掌握了權力,無論被操控的對象是國家還是公司,分別在於公司這種屬於個人的資產隨便你怎麼擺佈都沒關係,但是對於國家來說就牽涉了很多公民的命運,華人世界有一個詞彙很狡猾的迴避了這個矛盾,就是『明君』,只要是明君,集權與否都會讓人民得到幸福,而大部分華人實際上沒想過為何現代社會要抗拒帝制,因為你無法保證掌握權力的那個所謂『明君』究竟是天才還是白痴。

好吧,先排除了白痴這個說法,除非是世襲制,否則能攀上權力寶座的人起碼不會是個純粹的白痴。拿星加坡來做例子,他們的集權效率之高讓全世界為之震驚,從發展經濟到司法、民生等問題,任何動議都無需經過辯論甚至諮詢就可實施,實際達到的效果就是他們可以無需經過議會辯論就可以瞬間決定用47億美金去興建那座每年帶來20億美金收益的聖淘沙賭場酒店,這就是集權的高效,如果放在民主議會我想那個法案可能至少要辯論2~3年,期間還幾乎必定會出現議會以外的抗爭,當中所涉及的社會道德倫理問題更是不在話下,而為了規避這些無了期的爭論,選擇集權當然是一個不錯的辦法,當你用了幾年時間去辯論一個基建項目的時候,那段時間其實已經足夠你把項目建成並開始運作。

又到了需要拿出效益主義來辯論的時候了,以追求最大福祉為目標的思想,其中牽涉到的問題除了經濟因素之外,當中一點就是近年較為流行的所謂幸福指數,而幸福指數要如何量化?最直接就要從一些民生議題來論述。

單純拿聖淘沙賭場這個案例出來討論,你可以提出很多問題,例如這47億美金如果不是用來興建賭場酒店,而是發展成其它收益較低的旅遊項目,是否整個社會更好,起碼那裡如果是個水上樂園的話就不至於會出現外國遊客免費入場但本地人要100美金入場卷了;而這個100美金的入場卷又正正是為了防止本國居民沉迷賭博而設,那麼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道德這種東西還要政府來約束?那你不如直接在賭場門口掛上一塊牌匾,上面寫著『星加坡公民與狗不得入內』好了。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47億美金的投資換回來每年20億美金的收益當然為政府庫房提供了豐厚的財政盈餘,起碼博彩稅在任何國家都是很可觀的。不過在這些博彩稅收裡面,納稅人日常所享受到的福利政策實質上又得到多少?這裡面又牽涉到剛才所提到的選擇,如果這是一個公開諮詢與辯論的議題,人民是否有可能會選擇犧牲掉賭場的豐厚盈餘而選擇一個可供大眾享用的水上樂園?當然也有可能大部分人依然會選擇興建賭場,只不過現實是水上樂園的可能性被抹殺於萌芽之中。

那麼更大的問題就來了,雖然集權之下行政的高效率令到聖淘沙賭場可以快速投入使用並為財政庫房帶來盈利,但因為人民的意願無法得到彰顯而導致普羅大眾對這些快速執行的議案產生不滿,最終會出現的問題就是越來越多像Amos Yee的年輕人敢於在議會之外對政府作出挑戰,而本來設計用於辯論的議會因為崇尚集權而失去了功能,在效益主義的論述之下,你還會認為集權真的更具效率嗎?

我們必須明白到,在效益主義當中所謂社會的最大福祉除了經濟因素,長遠來說公民在精神層面上的訴求也會日益增加,福利主義的確可以在短期內滿足公民在金錢和物質上的需求,但長期下去公民對言論自由的追求,政治的參與熱誠就會令集權體系產生大量不穩定因素,所以當集權和分權擺在面前供大家選擇的時候,目光短淺的蠢人往往會選擇前者,而聰明人則會選擇後者,哪怕分出來的不是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