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庸官薛國強申請取消港島電車,在接受《壹週刊》訪問時,說香港冇條件講文化。

規劃師腦中只有數字、效率,但不能以己度人以為人人皆如自己。香港當然有條件講文化,而且曾孕育出可觀燦爛的文化。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武俠小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出現了新派武俠小說,金庸、梁羽生開創熱潮,其中查良鏞在左派報館不得意,自行開辦《明報》,他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更是武俠小說的經典之作,可以說,金庸之後,後無來者。

倪匡為避赤禍,南逃來港,一支妙筆,寫下一系列幻想小說,如衛斯理、原振俠、羅開等等,思想玄奇創新,讀之教人嘖嘖稱奇。

劉以鬯的《酒徒》為華文文壇引入「意識流」寫作手法,劉老多年來熱心嚴肅文學創作,不斷試驗新穎的寫作手法。

單單是以上三人,已在華文文學界中享有極崇高之地位。而我所說的也只是香港文學界中最為人所熟悉的例子而已,其他文豪如也斯等,未能盡錄。

這些在文學上貢獻良多的,許多都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戰亂人禍下,唯獨是香港一地讓他們可以安居,專心寫作,在文學上成就一番事業。就是因為「自由」二字,令他們可以大放光芒。

說到這裡,我還只是說了文學一範疇,文化還包括電影、音樂等,要講港產片、流行音樂,寫幾本書都不夠,我沒料子,也不在此獻醜亂說了。

香港是極講效率沒錯,文化發展不如歐美(注意是歐美)也無可否認,但文化底蘊卻未必如一些無見識的庸官所想之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