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權派與商界菁英經常謂香港人應該少搞政治鬥爭,應該著力發展經濟宏宏。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與James Robinson所著的 《Why Nations Fail》〈中譯:為什麼國家會失敗〉,正好以全球六大洲的歷史作為論據,對這種說法提出有力的反駁:經濟繁榮建基於良好的制度。筆者在此嘗試寫出書中繁多例子的理路鋪排,希望能夠方便準備閱讀此書的讀者,也順便整理一下思維。

兩種制度的形式:廣納式 (inclusive) 與榨取式 (extractive)

作者認為解釋不同國家之間的財富差異,不應以地理與文化因素解釋。一個有力的例子是南韓與北韓,兩地擁有相同的地理位置與傳統文化,唯一的不同是其政治與經濟制度。此外,領導者的無知也不是國家貧窮的解釋,因為如下所述,很多時候領導者是有意榨取國家的財富用以自肥。

作者對兩種不同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作出區分:廣納式與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

廣納式的經濟制度中,財產權普及而且受到有效保障,個人有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和參與市場,因此個人有誘因接受教育與進行投資,生產力因而得到提高。而廣納的政治制度則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多元政治制度,政治權力廣泛分配予多個團體,民眾能參與選擇規則的過程,政治人物的權力受到節制。第二是足夠的政治集權,即政府擁有足夠的權威保護個人財產權、維持治安與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

相反,在榨取式的經濟制度中,個人的私有財產不能受到保障,個人不能自由的進行各種經濟決定,比如奴隸被法律強行縛在地主的土地之上,結果個人的生產力與創造力不能釋放。榨取式的政治制度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由少數政治菁英控制一個高度集權的的機關,權力不受其他力量節制,如蘇共與中共的情況;另一種是欠缺基本政治集權的混亂情況,與索馬里的內戰等,榨取者則為地區擁有武力的菁英。
 

經濟與政治制度的互動:良性與惡性循環

 

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會互相產生回饋的作用,廣納式的政治制度傾向支持廣納形的經濟,而廣納式的經濟制度亦會支持開放的政治制度,反之亦然。

若廣納式經濟制度得以發展,個人產權不受政府侵犯,舊有的榨取式經濟關係將會被取代,菁英透過控制權力而圖利的機會因而減少,因此會減低菁英緊握權力的動機與能力,促成政治開放。書中英國資產階級對抗封建地主,到英國民主政制的建立正是一個如此的過程。而某些企圖壟斷市場以圖利的商人,也會受到廣納政治制度的制約,例如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曾經壟斷市場,最後因媒體與民間的政治運動促成反托拉斯法而解體,反映民眾的政治參與能夠阻止大企業的壟斷行為,以免廣納的市場倒退。

而榨取制度亦有自身持續的邏輯,不會因為時代的進步而自動改善。在榨取制度中,由於欠缺分散權力的制衡,擁有資源者能夠利用自己的財富操控選舉、進行賄賂、控制軍隊,進而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而政治權力本身亦使當權者的利益受到保護,阻礙其他競爭者進入,形成惡性循環。即使有推翻政權的革命發生,在榨取機器已經存在的國家中,革命只會導致新的榨取者出現,此為「寡頭鐵律」。書中大量使用非洲與南美洲國家的例子,論述即使這些國家脫離殖民,卻依然由獨裁者當政的原因,正是榨取制度的惡性循環。
 

榨取制度下的成長注定不能持久

 

榨取制度從其結構而言,必須創造資源供其壓榨,因此某些情況下這些國家也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書中提出兩個原因:第一是政府進行基本政治集權以穩定社會〈即使政府本身沒有廣納性〉。第二是政府大量集中資源以發展個別產業,如前蘇聯時期的重工業與軍工等。

但從歷史經驗而言,從來沒有一個採用榨取制度的國家能夠達到長期的經濟成長。榨取制度中的菁英反對技術創新,擔憂「創造性破壞」會損害其既得利益。十八、九世紀的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等專制政權,均反對西歐的工業化出現在自己的國土,因為貴族不希望國家本身的農業秩序受到威脅,害怕城市聚集的勞工會引起麻煩,因此鐵路和印刷術等工業成果不能普及,使這些國家錯過了成長的機會。在更嚴重的情況下,榨取制度高度集中的權力和獲利機會會引起各個勢力的內鬥,使國家倒退至連基本政治集權都沒有的境地。

值得留意的是,本書在最後一章特意提到中國近年的經濟成長,指出其威權式成長只屬於一種不能長久的catch-up effect,除非中國的政治制度能夠日趨廣納。當本書在中國出版時,這段評論被官方要求刪減 。現時中國經濟成長放緩,成本優勢消失,但技術創新仍遠遠落後於先進國家,正好印證作者的洞見。
 

制度本身如何形成?

 
制度對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似乎顯而易見。可是還有一個問題:這些決定經濟成長的制度本身,是如何產生的?筆者認為作者在此方面的論述沒有之前的肯定,因為制度的產生往往與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有關,而歷史本身是難以預測的。但作者也嘗試構出一個值得參考的理路解釋制度的形成。不同的國家之間,巨大的制度的差異可以追溯到原初的微小差異,但在一些關鍵的歷史時期,微小差異可以有相當顯著的效果,令兩個國家出現不同的歷史走向,經過時間洗禮,從而形成兩種不同的制度。

比如,限制專制王權的光榮革命之所以出現在英格蘭,而非歐洲其他專制政權,有其歷史的原因。作者以英格蘭和西班牙作比較,指出在地理大發現、大西洋貿易開始蓬勃的關鍵時期中,西班牙王室率先搶奪黃金白銀最為豐富的南美洲,使王室財政上獨立,不需要依賴議會的徵稅權力。而英格蘭王室財政上遠為不獨立,因此需要放棄大西洋貿易的獨占權以交換國會同意徵稅,導致一群與王室無關的富裕商人與資產階級出現,最後富商在光榮革命中成為了反對王權的主力,建構出英格蘭廣納式的政治制度。

而為何光榮革命沒有使資產階級取代王室成為新的榨取者呢?關鍵在於光榮革命的主導者是一個利益廣泛的政治聯盟,包括貿易商人、實業家等,建立廣納式制度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聯盟的成員本身亦會互相防止對方在革命成功把權力獨占,而非希望以一個利益集中的菁英團體取代舊有的菁英。

不過作者亦承認歷史本身有偶然性,我們不能事先知道小差異的影響,關鍵時期政治角力中誰勝誰負難以預測。本身擁有脆弱廣納制度的國家可能會走回頭路,而榨取制度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改變的機會。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是作者也對社會學中的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提出反駁。該理論認為經濟成長導致中產階級的出現,民主自由等理想制度便會自動隨之而來,這也是不少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為中共政權說項的說法。這理論把良好制度視為結果,忽視了良好制度作為成長原因的重要性。而理論也幻想獨裁者會隨成長自動放棄權力,但這是個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獨裁者也能透過經濟成長獲益以圖利。

畢竟能夠改變制度的關鍵事件,還是政治鬥爭。這對面臨困境的香港,或許也是一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