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世代,義務教育似乎是理所當然之事。孩子們從小學開始,甚至是從更早已前的幼稚園就能得到補助金,以低廉的學雜費接受基本教育,聯合國公約也提出了受教權為基本人權之一的口號。以我認識的台灣父母們而言,他們大多數人對十二年國教的認知便是:這十二年的學費應該由國家來付。

但稍微倒帶一下回到義務教育剛誕生的時代…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歐洲時,就知道果然這世界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回事的。

在三十年戰爭剛結束不久之際,歐洲最後一場宗教戰爭告終,霍亨佐倫王族統治的普魯士王國從北德的廢墟中重新站起來。面對強鄰法國、奧地利、俄羅斯與瑞典包圍,地處四戰之地的弱小國普魯士在國防力量上處於絕望的劣勢,財政上用募兵制所能負擔的擴軍極限不可能抵禦這些外敵的進攻,因此開始著手將國民全面武裝起來,建立一支全民皆兵的軍隊。

然而,對於才剛從中世紀的愚昧中走出來,沐浴在從南方吹來的文藝復興之風裡的北德人來說,要從一群目不識丁的農奴中挑選出合格的軍官,並希望他們能看得懂地圖乃至於閱讀軍令文書,似乎都是太過奢侈的要求。想要建立大軍的話,確保預備的軍官、士官之人力泉源是不可或缺的。基於這個非常簡單的邏輯,普魯士王國開始設立小學,其目的是為了培育未來可供國王拉上戰場消耗之用的兵源。

幾乎是從一開始,義務教育就是以軍事訓練的前置教育來進行設計的。包括新教神學、語文書寫、數學計算、以及體育活動…學生的制服也是比照同一時代的軍隊,閃亮亮的黃銅紐扣、皮靴與三角帽,足以讓所有男孩子都羨慕地看著去上學的朋友們,哀求父母也把自己送進學校好穿上帥氣的制服。這當然不是湊巧,學生制服本來就是模仿著軍服設計成的東西,而學校便是為了讓孩子們嚮往且自發地成為被國家送上戰場的砲灰而成立的工廠。

理所當然的父母們並不是很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小學裡受如何成為砲灰的教育,其中也夾雜了不想讓能幫忙家務、繼承家業的勞動力從身邊跑掉的私心吧。不過,受教育在普魯士並不只是權利,同時也是義務───國王讓小孩得到免費學習識字的機會之餘,也下令向那些拒絕讓孩子受教育的父母課以罰金。

從18世紀起德國小學就有留下許多歷史記錄,例如課表與點名簿,至於這些東西都能如此建檔管理保存至今的原因也很簡單:這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略計畫的一環。普魯士的義務教育很快成為19世紀帝國主義年代襲捲歐洲的流行,世界列強的英國、法國、美國也都陸續導入了義務教育制度。

當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生下亞伯特王子(後來的愛德華七世國王)之際,雄冠世界稱霸七海的英國皇家海軍也極欲趁機在皇室中擴大海軍的影響力,於是贈送了特製的水手服風格童裝給王子使用。身著水兵服的王子模樣很快風靡世界,於是水手服也就跟著成為了世界流行的學校制服設計…雖說原本在歐洲是男女皆可用的服裝,但在日本,遂逐漸變成男生穿著傳統軍服式的制服,女生穿著水手服的傳統而廣為人知。

直到今天,我們看看建中或著北一女這些從戒嚴時代至今制服都沒變過的學校,也可以略知一二這種學生制服的傳統:卡其色與綠色是適合掩蔽躲空襲的國防色,而且一紮上S腰帶,幾乎就能當成軍服來穿。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教育,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便宜的東西,波隆納大學或著劍橋大學這些古典的歐洲名校,都是繳得起鉅額學費的貴族王公子弟才能負擔的起的天龍學府。

不只是西方如此,在遙遠的東方世界,傳統中國、朝鮮、日本的教育開支也並不便宜。基礎教育的部份通常是靠著科舉做了大官、退休後榮歸故里的士大夫捐錢興辦地方義學來支撐,這種義學也是這種地方士紳為了安撫鄉里對自己兼併土地的不滿所作的社會回饋工作與個人形象修補之一環。更何況,如果你真的是想靠科舉做大官而不只是做一個鄉塾義學的教書夫子,那光是上這種最基本的義學還遠遠不夠,而得擠進那些名門書院裡認大學者為師,才有可能闖出一點名氣讓考官圈點你的名字。

興辦教育既然是這麼費錢的事,那國家興辦教育背後自然就有他的意義,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國民的再社會化與均質化,以及成為形塑國族認同的政治工具。講的直白一點:好比NIKE、麥當勞或著百事可樂出錢贊助運動賽事的話,球員就要身穿繡有他們商標的球衣、轉播時要穿插跟比賽無關的廣告時間一樣,國家出了錢之後他自然就會試圖把教育的方向往自己需要的方向偏轉。

如果說國編本反映的是反共抗俄下的國民黨史觀,95課綱反映了民進黨的去中國化史觀,那麼103年課綱又再反映了國民黨的抗日史觀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話又說回來,如果真的想接受稱得上高品質的教育,那就不應該期待國家用公費所能給予的最低限度水平教材,而且既然是國家出的錢,那他夾雜了政治宣傳與偏見立場就又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做父母親的如果真想讓孩子養成不是偏現政府的史觀,那也只能從小抓起自己盯著孩子教了,不負責任地把教養的責任扔給學校,再來責怪學校教偏實在是放馬後砲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