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筆寫呢篇文,源於一個德國人問我朋友:「什麼是香港本土主義?」。

另外,本人在年前赴歐洲,遇到一荷蘭女子問我:「香港是否一個國家(country)?」

還有,有巴西人聽到我從香港來的時候,就用普通話對我說:「您好!謝謝!」(近年,可能因為中國國勢日盛,所以在外國,不少洋人都識講一兩個普通話詞彙。)

以上三件事,都關乎香港的地位及身份問題,要掌握這個問題的核心,不能只用「本土」兩個字含混過去,而是要用世界公認的社會人文學科概念,去描述分析它,才能準確地認識它,亦令不明白香港語境(context)的外國人,可以明瞭香港的特殊狀況。其實,在英語學術界,早在2000年,澳洲籍華裔學者Chu, Yingchi已在其博士論文Hong Kong Cinema: Coloniser, Motherland and Self用「類民族身份」(quasi-nation)來形容香港的特殊身份地位[1]──既有不同於中英兩國的社會結構及身份認同,又有一定的管治自主及獨立國際身份,但又不是獨立國家的狀態。筆者以此為基礎,會以「類民族主義」(quasi-nationalism)一詞,來界定1970年代以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因為它合符正宗民族主義的兩個核心定義,第一就是「自己人」與「其他人」之區別意識,這主要體現為港人視「大陸人」為「他者」,以及第二定義:要求政治自主自決,這反映在香港人要求真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我要真普選」上。可是,它和真正的民族主義,又有程度上的分別,例如香港人雖強調與大陸人的區別,但因其種族及傳統中華文化認同,他們又多數不會否定「中國人」身份,這驅使歷來香港人在中國出現重大災變時,都會因「同胞情」而特別關心並慷慨捐助,而且不但沒有要求香港獨立建國,還站在中國大一統的立場,反對台灣、新疆、西藏的分離主張。到了近兩三年,越來越多香港人提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以及「香港獨立」(縱使公開提倡者,仍是少數,但已經比以前大增),此等主張,正顯示香港已出現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思潮──獨一無二的民族,要求獨立建國。下文將會論述香港「類民族」身份的形成過程,以及其政治、社會根據,這裏要先說明,無論是《中英聯合聲明》還是《基本法》,再加上1982-84年間中方領導層對香港未來的承諾,都是確認香港「類民族身份」至少維持五十年的。

 

戰前香港華人精英的「另類中國人」身份認同

 

一向以來,人們相信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華人都沒有本土身份認同,但到近年,來自美國並研究香港史的學者高馬可(John Carroll,他亦是《香港簡史》英文原版的作者)發表研究,指出19世紀至1941年的華人精英階層(由華商及專業人士組成,許多受過英語教育,不少更出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因為其生活經驗以及經濟政治實力,都係因英屬香港而有的,所以漸漸認為自己,是不同於中國大陸人的「另類中國人」。可是,他們仍是愛中國的,也想中國繁榮富強,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比中國大陸人,更有能力帶領中國現代化。雖然如此,至今歷史學者仍相信,戰前一般華人,普遍還未有異於中國大陸的身份認同,只覺自己是寓居西方租界的華人(或華僑)。主因之一,就是在1841至1950年間,中港雖屬不同國家統治,但邊界是自由出入的,在大部份香港華人眼中,未有香港社會這概念,有的反而是「省港澳」一體觀念,他們生在省城(廣州)附近,工作在香港,有空閒就去廣州,老了就回鄉下;又例如戰前香港,以中文中學為主,學生畢業後就回大陸升學。

 

「類民族」身份的根基──1950年「中港區隔」的開始

 

1946年,國共全面內戰開始,中共勢如破竹,直捲全國,上百萬中國難民舉家湧港,由於湧入的人太多,再加上冷戰的安全考量,1950年開始,英方實施嚴格的中港邊境管制。在差不多時候,香港居民身份證制度完全確立(此制源於日治時代),住係香港,人人都要帶身份證。另外,由於中港之間再不能自由往來,再加上香港華人大多討厭共產黨,而港府又不想中共在香港有太多影響力,所以原本不用在本地提供的公共服務,現在也要提供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全資資助及監督的「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令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可以不用去大陸或台灣,也能升讀大學,其資歷更與港大等同。另外,確立以廣東話為中小學以至大學(至少在中文大學)的認可授課語言,又在公共事務中,將「中文」定義為廣東話及繁體字,都使香港作為與中國不同的「自成一體社會」(呂大樂語),漸漸確立起來。

 

「有香港特色的去殖民地化」與大陸「阿燦」的出現

 

正如筆者早前的《舊時香港成功,源於敢頂撞宗主國》一文所說,自1950年代末期開始,港府已經從倫敦殖民地部手中,取得很多自主權,研究冷戰時代香港史的學者麥志坤,就形容此趨勢為「行政上的獨立」(administrative independence)、「自動的去殖民地化」(auto-decolonization) [2]。雖然港府的實際權力越來越似一個自治領(Dominion),可是這個政府並非由當地人普選產生的,所以在憲制上,仍是「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到了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大刀闊斧進行社會民生改革,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又積極發展經濟及其他公共服務。根據近十年所公開的英國檔案,這些改革是源於麥理浩認為,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必須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完成,而他及一眾外交部官員(殖民地部已於1966年裁撤)都認定中國政府斷無可能同意延續新界租約,所以就決定在中英談判前,先改善民生經濟,並盡量聽取民意,令香港華人更認同英國管治,同時進一步拉闊香港與中國大陸間的發展差距,這樣,到日後前途談判時,香港人就會站在英方那邊,再加上香港巨大的經濟成就驅使,就會令中方同意在九七年後,給予香港在中國主權下的特殊地位,以保障港人以及西方各國在香港的利益。結果,到了「麥理浩時代」接近完結時,香港雖然保留了老式殖民地憲制,但港府日益開明的統治,卻使香港越來越不像一個殖民地,而是一個人民生活富足、種族較為平等、政府重視民意且管治優良的現代華人城邦。這種沒有獨立建國目標,又不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去殖民地化」,筆者名之為「有香港特色的去殖民地化」(decolonisation with Hong Kong’s characteristics),只有香港這個位於中國沿海的英屬飛地(enclave),大部份土地有年限租借自中國,又欠缺獨立條件的港口殖民地,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麥理浩在1973年外交部的機密內部通訊中指出:「我們不可能將目標放在對國家的效忠,但若能培養一份市民的自豪感(civic pride),則應該是有效的替代品。」[3],到了麥理浩離任前夕,香港人已培養了對香港的歸屬感,甚至自豪感。與此同時,香港人開始視自己為不同於「大陸人」的群體,香港華人漸漸不再視大陸來的人為「同鄉」,而是來自落後悲慘地區的異類。1979年播出的無線電視劇《網中人》中的「阿燦」一角(廖偉雄飾演,所以近年高登網民叫他做「燦神」),好食懶飛、品味低俗、言談老土、多番拖累親人,正好是當時香港人對大陸人觀感的寫照 [4],所以在日後很長時間,香港人都以「阿燦」來蔑稱大陸人,而劇中阿燦狂食十多個漢堡包的經典一幕,更成為香港人對大陸人固化形象(stereotype)的誇張呈現。到了1980年10月23日,港府宣布取消「抵壘政策」,所以中國非法入境者,不論身在市區還是新界,都會被遣返中國。至此,無論是制度上,還是港人意識上,香港人和大陸人,已經是兩種很不同的群體,香港的「類民族」身份,至此形成。

 

《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對「類民族」身份的事實確認

 

1982年,中英談判正式展開,中方官員為穩定香港投資者信心及民心,強調九七後一切不變,換的只是一面旗幟以及「管治班子」。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確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並明文規定「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這即表示香港人有不同於大陸人的生活方式及社會體制,這等同事實上肯定了香港的「類民族」身份。1990年頒佈的《基本法》,其規定香港享有的自主權,是世界上很多聯邦制國家的州/邦,所沒有的,包括邊境管制、貨幣發行,並有自己的護照,到今天,無論是份屬英屬自治領的直布羅陀,還是同屬中國特區的澳門,都沒有自己的奧運代表隊,可是,香港至今都有。正如台灣作家龍應台所說,香港人說「回港」,等如台灣人說「回國」,只是香港人不能把「國」說出口。

 

 

由民主派走向「本土派」──對「類民族」生存危機的回應

 

在九七移交後初年,中港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區隔,還守得住,再加上「民主回歸」的希望仍未完全幻滅,所以香港原有那種「類民族主義」中的「我群」/「他群」區分意識,還未在政治社會運動中,突顯出來,只是強調港人要有民主自治權利,至於何謂「港人」,更幾乎完全沒有探究,這正是八十年代至2014年香港民主運動的特質,即只講民主自由,而少講身份政治。到了2003年以後,大陸對香港的衝擊,不只是狹義的政治層面,還包括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簡要言之,即是香港人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及生活方式,不只受中國政府威脅,還受大陸人衝擊,至此,開始出現「本土主義」主張──強調「類民族主義」中的大陸人與香港人之別,而不只是針對北京威脅香港民主自由。

 

香港「本土主義」介乎「類民族主義」與真正民族主義之間

 

近年香港「本土派」中,較溫和的,會主張真正回到《基本法》及《聯合聲明》、認真貫徹「一國兩制」,並會提倡「源頭減人」──減少中國大陸人移居香港的數量,就算是講「蝗蟲論」,都只是重申香港既有的「類民族」身份及地位,所以只屬「類民族主義」;主張獨立建國,「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主張。同時,有些本土派人士雖不主張港獨,但也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所以現時香港「本土主義」,其實係介乎「類民族主義」與真正民族主義之間,至於未來會朝哪一方向發展,就要拭目以待。

 

「開放本土」可能連「類民族主義」也不是

 

曾有傳統社運人士批評「本土派」是排外以至法西斯,並強調自己也是「本土」,不過屬於「開放本土」。若果香港自1970年代開始有的「本土意識」及「本土認同」,就是「類民族主義」的話,那麼有社運人士反對「源頭減人」,很可能代表他們否定香港人與大陸人「我群/他群」之別,換言之,他們連「類民族主義」都反對。固此,若放在香港的歷史及社會脈絡來看,他們不算是「本土派」。

 

 

Footnotes    (↵ returns to text)
  1. 詳見其著作Hong Kong Cinema: Coloniser, Motherland and Self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轉引自香港學者麥欣恩的博士論文:《再現/見南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1950-65)》,(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10-12http://scholarbank.nus.edu.sg/bitstream/handle/10635/17757/thesis_pdf.pdf?sequence=1
  2.  Chi Kwan Mark, ‘Development without Decolonisation? Hong Kong’s Future and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nd China, 1967-1972’,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24, Issue 02, April 2014, p.327
  3.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頁161
  4. 馬傑偉:〈從「阿燦」到「港燦」〉,刊登年月不詳,從內容推測該是十年前左右。http://www.com.cuhk.edu.hk/project/ericsite/ah_chank_to_hk_chan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