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為聖壇侍從,英格蘭聖公會會友,曾於杜倫教區任署理司事長/侍從長,屬聖公宗高派禮儀傳統)

 

「我等之信仰不但要專誠仰賴,亦要身體力行。我等相信個人得救,亦須將整個社會改良,所以我等注重各種社會服務工作。教會是具有基督生命與能力之團體,以繼續貫徹耶穌之事工。」(1998年版香港聖公會《公禱書》《認識我等教會》頁405~406)

 

香港聖公會,實為性共會,在英屬香港是,是殖民地的教會,在中屬香港時,也是殖民地的教會。南非聖公會大主教杜圖帶領黑人反對種族隔離政策,香港聖公會主教鄺保羅竟叫港人接受假普選,又公開反對本土派反抗中國殖民。牧棍湯顯森(貪官湯顯明之兄長)於2014年9月在學民思潮發起罷課前,於諸聖座堂講道時大放厥詞,有辱聖道禮儀(見http://www.oratiocatholicam.com/2014/09/21/牧棍湯顯森,請勿玷污聖道禮儀/ )。管浩鳴管公公的罪狀更是罊竹難書。今日連鄺廣傑之榮休的老頭子也跑出來吠了。彼等雖為畜生,也當顧顏面,何以在這半年(特別這星期內)要公然媚共呢?最大可能就是彼等主人給予彼等極大之壓力,要彼等出來表態,力推偽政改、假普選。

 

然而,為何中共要統戰性共會而且利用性共會出聲?性共會並非香港最大之教會,而且在社會之公信力從來也不高。依我看來,統戰性共會,以至今日迫彼等出來為中共狗吠,其實有以下重要意義:

  1. 香港聖公會前身為英國殖民地之教會,象徹著英殖之殘餘。跟淪陷前的親英派一樣,一方面聖公會怕中共清算,另一方面中共亦想控制這些前朝權貴以加強自身合法性。聖公會掌握英殖留下來的大量社福和堂校,對於中共統戰很有用。
  2. 宗教作為統戰工具是中共國策,在香港基督宗教界裡,天主教因教宗之問題難以被統戰,聖公會相對容易下手,成本較低。
  3. 香港聖公會曾是香港基督宗教界政治上之「開明」派,統戰聖公會可以斷絕基督宗教反共勢力之「米路」。
  4. (最重要的一點)中共在統戰時必須分散投資。封建保守的道德塔利班福音派當中,有播道會、浸信會和宣道會做棋子,在大公教會和傾向自由之陣營中,就要統戰聖公會。

香港聖公會教省,前身為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英格蘭聖公會於1849年成立維多利亞教區,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轄治權外教區,管理當時英屬香港的華人及英人教會。1912年中華聖公會成立,香港華人之聖公會牧區及傳道區皆加入中華聖公會,惟仍受維多利亞教區領導,而維多利亞教區主教又兼任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主教。1946年維多利亞教區才交由中華聖公會直接領導。然而,1949年大陸淪陷後,1951年維多利亞教區決議脫離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成立港澳教區,先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東南亞教會議會為信託人,直到香港淪陷前,港澳教區決定獨立為教省,香港聖公會教省因而於1998年成立。

 

正是因為英國殖民地的背景,淪陷前之聖公會港澳教區很害怕中共清算。中共立國之精神為建立一個「統一領土」、「民族團結」之「中國人」主體以「反帝國主義」,而由控訴運動、三自教會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中華聖公會一直被當成是英國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工具。另一方面,中共接管香港之初,要保證香港穩定,所以中共收編前朝親英勢力,猶如滿清招降明朝遺臣。政界有譚惠珠等人。宗教界就是重點收編基督宗教,當中聖公會雖然因為福傳能力低下(與天主教相比),信徒不算多,但既有英殖權貴之位,又有大量學校,象徵意義和利用價值很高。把聖約翰主教座堂的米字旗拆下,將華麗的聖公會變成自己的三自教會,可以滿足中共精神自瀆之需要。學校可以用來推行國民洗腦教育(女拔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除此之外,在普世聖公宗實行教省自治之制度下,香港聖公會基本上「無王管」,大主教只要控制了總議會就可以為所欲為。與其他聖公會之教省總議會一樣,香港聖公會都是行「分組點票」的,將議員分成平信徒院(各牧區傳道區議會選出,並非由會友直選)、聖品院(牧師和會吏中選出)及主教院(全體主教組成,即現時三個教區之主教),議案都要三院分別通過才生效。在天主教之主教制下,由於教區主教必須服從教宗,所以受到監察,但在聖公會之主教制下,結果大主教就成了土皇帝。

 

大主教一人投共,教省就投共了。再加上其黨徒,自然很容易搞掂。搞浸信會這裡福音派異端還比較高成本,因為這種禮崩樂壞的教會否定教父留下來的主教制,堂會各自為政,沒有制度沒有組織,雖然難以組成團結之反共勢力,但是也很難全部都統戰過來,所以中共要逐一滲透,重點統治一些大堂會,例如林以諾之阡陌浸信會。而且中共手上還有「人質」去威脅香港聖公會就範,就是上海和浙江那些原屬中華聖公會,或者依然保持聖公宗禮儀的三自教會,例如台州的聖三一堂,還有上海國際禮拜堂。加上與三自教會的交流活動的慈善活動合作(如愛德基金會),使香港聖公會與中國之三自教會捆綁在一起。

 

有人會說聖公會內還有很多反共的人,為何中共還是要搞聖公會,把它變成性共會?中共這樣做就是為了斷這些人的米路。曾任立法會議員的馮智活牧師就是一個好例子(不過他根本不敢反鄺保羅)。除此之外,左膠團體基督徒學會、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等全部都是與聖公會人淵源很深。在港英時代事實上身為殖民地教會的聖公會出了不少基督教左膠,例如陳佐才法政牧師等人(另一個大本營當然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但左膠是無力反抗的,彼等總是和理非非,而聖公會之左膠只服從主教制之儀文而非主教制之精神,結果主教壓下來,這些人就只會聯署一下聲明了事(而我也曾經是這群左膠中的一員),連公開譴責鄺保羅這垃圾也不敢。

 

最後,中共的統一戰線是很有「廣泛代表性」的,彼不會只拉攏其中一派,彼必須每一派都拉攏一部分人。福音派有播浸宣,靈恩派有五旬節會和神召會,而大公教會,當然就要向聖公宗、信義宗和歸正宗(包括中華基督教會)下手。但統戰香港聖公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因為聖公會同時代表著香港基督宗教「自由」的一翼。香港聖公會在各項性議題(如LGBT平權等)都比較開明。連管浩鳴亦於2013年5月2日公開表示不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諮詢」。

 

最後這一點就揭開了香港聖公會背後鮮為人知的政治群帶關係。這就是建制派的新民黨。

 

不要驚訝。新民黨的兩個話事人,葉劉淑儀和田北辰,都自稱是基督徒,而田北辰更是聖公會人,在聖約翰座堂聚會。同時,二人和新民黨都在性議題上立場比較開放,這是建制派中少有的。除了新民黨以外,連周一嶽也是聖公會人!性議題本來是左膠的強項,但近年我等已經看到建制派之新民黨也踩進來了,而且得到中產支持。而新民黨的核心成員原來又與聖公會關係密切!立場傾向自由香港聖公會以前是基督宗教左膠的大本營之一,而現在中共就是要搶掉基督宗教左膠的這個議題!

 

如果梁美芬是保守基督教建制派的政治代理人,葉劉淑儀和田北辰就是自由基督教建制的代理人。奇怪的是,兩派在議會之鬥爭,從來也沒有造成背後兩大基督教建制陣營之公開鬥爭。你沒有聽過播道會公開譴責聖公會,聖公會也沒有公開批評播道會。原因很簡單,因為兩派背後的主子仍是中共。在自由的陣營裡,在宗教中共按插了聖公會,在政治安插了新民黨,他們走進來跟左膠搶議題,左膠是無力招架的。不信你看看那個大愛同盟對周一嶽這建制派的態度。反之,在保守的陣營裡,中共由宗教到政治都有派駐爪牙高調出來表態,令那些與泛民有利益關係的基督宗教牧棍和學棍(如朱耀明和戴耀庭 ),以及保守的泛民政棍尷尬(如黃成智)。彼等必須在此類議題上與左膠對立,結果就變當成是與建制派無異。

 

接下來就是一個技術問題。聖公會故然可以投共,但為何要投共得如此醜陋?你看中華基督教會的蘇成溢投共以後多安份,沒有這樣亂吠。反之,現在聖公會明知這樣做會引起青年教友極大反彈以及社會極大批評,依然要不斷高調說出如此噁心的維穩言論,理由何在?

 

我等可以將這些走出來公然投共的一人逐一分析。湯顯森就很易理解,他的家族就是建制派的既得利益者,這人也自小在港大受國粹派思想毒害,他口出狂言既是合乎他的利益,也是合乎他的思維。但管浩鳴、鄺保羅政協甚至是已經榮休的鄺廣傑呢?

 

管浩鳴本身與中聯辦關係密切是公開的秘密。我在聖約翰座堂當侍從的時候,每次見管公公他的樣子都像是睡眠不足,雖然禮儀上他很嚴謹(不過行禮如儀,不講公義),但講道和教友牧養工作卻很求其,經常都出差去中國。教友對管浩鳴的家世所知不多。但管浩鳴在聖約翰座堂普通話堂之同工魏克利牧師就值得留意了。魏克利牧師不僅是一個中國教會史之專家,現為鄺保羅的神學顧問,致力為叛教投共的丁光訓等三自教會領袖「平反」,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個中共建政後第一個能進入中國大陸的外國宣教士,當時他只是一個聖公會會吏,他到中國以後丁光訓這背叛中華聖公會的主教竟然把他按立為牧師。魏克利根本就是三自教會的人,而三自教會就是由統戰部下的宗教局領導的。2013年他曾大病一場,但這無損其影響力。他與管浩鳴兩人根本已經是中國統一戰線的人。

我始終無法理解為何已經收山的鄺廣傑會走出來大放厥詞說佔領行動是因為「教育有問題」,還有大家都是「龍的傳人」,而我相信蘇以葆和徐贊生應該不會學他這麼笨走出來一同做箭靶。但鄺保羅就有跡可尋。鄺保羅不可能是一個真心膠,他在美國及英國留學,其祖父鄺日修牧師更是聖公會第一位華人牧師,一生關心窮人,他不可能對社會公義與自由民主無知。而他投共能夠令自己個人有甚麼直接得益?似乎沒有。他貴為大主教,權傾朝野,而中共在2013年給他一個政協的名份也沒有甚麼用,事實上聖公會至今依然沒有在大陸開教會,只是與三自教會有慈善上的合作,雖說兩者被連在一起,但這種關係的緊密度不關乎生死。至於大陸那些依然保留聖公宗禮儀之教會,其實所謂「人質」效應不應高估,因為聖公會不像其他新教過去有對大陸的教會「直接投資」,損害不會太大(而且兩年前大韓聖公會已經開始在大陸「收編」保留聖公會禮儀的家庭教會了,香港聖公會卻沒有興趣這樣做),不足以迫令鄺保羅做出超越蘇成溢的投共言行。錢更是不可能。儘管壹周刊曾經報導鄺的生活奢華,那些錢都是聖公會的,鄺保羅自己也有不少錢。

 

或者錢不一定與鄺保羅直接有關,而是跟整個教會有關。基督教界裡的人常說聖公會背後收了不少建制派之奉獻(如田北辰),而且在社會福利上要依賴與政府合作,因而與政府有利益關係,例如聖公會福利協會。這理由的可能性就比較高。在淪陷以後,天主教香港教區每次申請土地建新堂,政府都耍太極,但聖公會卻能大興土木。聖雅各堂重建,沙田圍靈風堂的新堂,還有福利協會新建的老人院舍等。近年聖公會收回港中醫院,欲發展醫療,但政府審批之處理程序甚為緩慢,可能就是政府手上對聖公會的籌碼,最後還是一個「土地的問題」。

 

然而,以投共言論換取經濟利益之個假設與現實上鄺保羅重用兩個管浩鳴和魏克利似乎關係不太大。按道理,第一,鄺保羅並非出身自建制集團,即使要討好中共與港共,也無須把中共的人安插在自己身邊,一個做秘書長一個做顧問。第二,鄺保羅並非政治白痴,如果他不是直系的中共間諜,根本不會笨得把兩個間諜放在自己身邊。第三,「土地問題」只能解釋聖公會與港共政權存在利益關係,而非聖公會與中共之關係。再說,聖公會本身也有不少錢,單憑來自中共建制派的水喉似乎也不足以控制聖公會。

 

因此,剩下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鄺保羅有把柄在中共手裡。即使管浩鳴不是完全控制彼,管和魏之存在依然令彼活在被監視之生活下。中共扶植鄺保羅成為鄺廣傑之繼承人,透過手上的把柄要脅鄺保羅。事實上鄺保羅的「接班」應該部署了好一段日子。彼於2005年3月25日被祝聖為香港島教區候任主教,但2007年1月15日才正式陞座位香港島教區主教,中間足足有兩年時間交接。這位新上任之主教在同年2月3日(一個月後)就被總議會選為主教長,9月陞座為大主教。要知道西九龍的蘇以葆和東九龍的徐贊生比他還要資深(2人1995年就被祝聖為主教,1998年就陞座)。那鄺保羅到底可能有甚麼把柄在中共手上?在壹週刊報導大主教奢華生活的照片中,有一點大家都忽略的,就是他經常與一位「友人」一同出入,這人就是劉永勤牧師,是教省副秘書長及香港島教區主教助理。劉永勤2009年才被按立為會吏,派到澳門聖保羅堂開荒,2010年就回到香港島,被按立為牧師,然後極速上位,成為了鄺保羅身邊鮮為人知的家臣。那麼聲線溫柔而且依然未婚的鄺保羅政協到底背後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秒密,就讓大家猜測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