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子文化,從漢初的「人相食」到文革學生煮老師來食,仍深入中國人骨髓。只是,以前殺子要用刀,現今用制度和洗腦教育。制度如何殺子呢?英國史學家Niall Ferguson 借《The Great Degeneration》指出西方制度的現今缺憾,希望人民反思民主政制、資本制度、法治、公民社會,採討如何重建 Darwinian Society。

Darwinian Society,就是一個符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條件的社會。不過,何謂天擇,何謂適者,就不斷被人重新定義。古時戰火連綿,權貴殘民自肥,驅使人民揭竿起義,成立民主政制、法治社會。西方人民能在完善法治下發展文明,議政執事;東方人則只可以不斷謀反和推翻朝政。現今雖有考試制度,產業多元,唯制度日漸複雜,人心不古,監督再多都離不過腐敗和虛偽。作者見了東方國家經濟崛起,於是借書痛陳歐美制度的四大缺憾。

1.階級撕裂,世代相爭

作者痛陳民主政制日漸衰落,是階級撕裂,世代相爭 (詳見 陳雲 : 佔領中環,揭開香港階級之戰與世代之爭) 。階級撕裂,世代相爭的根源,就是黑箱作業,私相授受。作者借「Too Big to fail」指出一個民選制度下勝出的政客,可以不受人民監督和即時下台,容許政客胡作非為。 2008 年,美國挪用稅收救銀行,和政府不斷QE和舉債,叫中產埋單,高層政客仍是滿肚腸肥。政府日日教後生建設美國夢,鼓勵入大學,但年輕一代賺同樣的人工,但只顧還債,買不到一個單位。到了香港,不少高官政客至今不斷支持雙非、反對派錢、贊成領匯上市、贊成強積金、贊成國民教育‥‥‥都是建立賣港貴族和香港平民的新封建制度。而且,上了年紀的香港人享受了黃金時期,不少像倪匡的老年人都指出:『我覺得依家劏房居住環境好過以前!』,反諷後生仔不努力上進。老年人借以前的遊戲規則成就今日顯達,更指出今日顯達全賴自己功勞,但永遠不明白成就顯達的前提,就是公平公正的透明制度。他們見了官員如劏房波開始用制度漏洞賺取土地私利,只作沉默,甚至獻媚。以上種種完全破壞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信,撕裂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情誼。官員為求選票,則不斷支持醫療退休,或房屋制度,拉攏人口漸多的老年人和新移民選票。年輕人見盡老奸巨滑,政制失效,見不到將來,只好成為「廢青」,不斷訴諸抗爭,力求改變制度。

2.財行獨斷,監管失焦

昔日的資本主義,成為從商不二規則。開公司,做生意,十分容易,只是創業難,守業更難。第一,難在追求股東最大利益,反對創新冒險的生意大計。第二,就是銀行。銀行一直採用的 Basel I,II,III 等法規去監管銀行的記帳手法和營運方針,為中央銀行服務。不過,中央銀行的處事手法從不接受人民監督。美國政府推出房屋政策叫低收入人士借貸上樓,但眾人皆知低收入人士沒有接受壓力測驗去評核還債和上樓能力,華爾街大佬見狀,為求跑數,包裝房貸成高風險的衍生工具投資,再夾幾個基金一併出售。萬一低收入人士走數不還,可釀成重大風波,最後又要納稅人賣單。小銀行過度監督,但大鱷和不斷印錢的中央銀行就任我縱橫,抹殺小市民的 Start-up 念頭,促成「佔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香港人平日返工搵錢,不斷割出每月薪金供付強積金或公積金,但基金表現則難以考察,基金選擇不是僱員自主。因此,賺的蝕的都在基金經理的手中。資本主義的精髓就是你的言行跟你的財富直接掛勾。假如基金經理和銀行官員不受客戶監督,而且不跟自己的財富得失掛勾,就可以獨斷獨行,謀求私利。再多再複雜的法規都只是捉到小雞放生大鷹而已。

3.法規複雜,淪為人治

昔日,成立法律就是解決紛爭,Common Law 和陪審團制度有助成立先例,保障私有財產和公平法則。只是,現今一國之法例容易受更大的政團推翻判決。作者指出奉行普通法 (Common Law)的英國當處理移民和人權自由被侵犯的案件,其判決可被歐洲人權法院的判官所推翻。歐洲人權法院的律法是奉行民事法 (Civil Law)。Civil Law 本身是一本明文規定,「講得好死」的法律系統,當中的字裡行間可以製造不少律師自圓其說的機會,大大增加訴訟費用和浪費時間。香港推行的基本法則寫明可以普通法處理紛爭,但由於行文可教律師假借人大釋法仲裁案件,所以除了大大增加訴訟費用外,更易成立差劣先例。造成版權法案扼殺創作自由,影娛和創意公司可以自圓其說。以上種種漏洞都只會成為律師法團之間的辯才較量,非就雙方根本利益和社會發展之間作出平衡取捨,淪為律師法團的人治,偏離真正的法治。

4.公民意識,走向冷淡

昔日英美和香港的人,成立不少義工團體和政黨團體去參與社會事務。人們視參加獅子會、紅十字會、無國界醫生去幫助身邊的人和參與政治是一重無上光榮。作者指出是人民沉迷媒體,討厭政治。而現今的教育制度只重公平收生,傳授基本知識,未能教學生成為自強不息,關心時事的公民。作者只是主張興辦更多私塾和做好城市化(Urbanization),沒有直接說出重建公民城市的大計。

當制度走向腐敗,人民就會生活在殺子的社會。即使作者由頭到尾,一直鋪排到公民意識冷淡,不敢挺身求變的主因,但忽略了當權者的收編分化。現今不少義工團體和政黨團體為求永續經營,已經轉受政府資助,成為維穩的爪牙。年輕一代習慣使用社交媒體去宣傳政見、組織政黨,甚至揭竿起義,團體或組織的概念不再受地方金錢所限。Kickstarter , Music Bee 等Crowdfunding 網站更有助網民課金,支持行動概念,無遠弗屆。從此可見,發起人可以直接利用行動大計和概念去招攬義士,甚至成立概念社區,不受政府劃區所限。由阿拉伯之春、烏克蘭革命、到雨傘革命,都是假借社交媒體去凝聚公民意識,甚至出頭抗爭。由此可見,媒體泛濫,以至人民沉迷媒體,跟公民意識走向冷淡沒有必然關係。文中所指的城市化都可以靠信念和行動去形成,例如重視區內生活的「屯門人、屯門事」、「南區交通」等等。畢竟,不斷建築和硬發展的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只有尊重歷史的信念和公民教育,才豐富居民的信仰根基,為城市化的建設添上內涵,社區自治。眾人所討論的深耕細作,就是這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