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徒克明

 

(原文載於城大月報二零一五年四月號)

殖民戰爭勢滅港   革命起義衛吾土

中共發動殖民戰爭,香港瀕臨滅族。倘若港人戰敗,勢必失去生計、職業、自由、以至身份與尊嚴。當殖民獨裁統治成為事實,香港人就有革命的權利。面對滅族危機,香港人須磨礪心志,枕戈待旦,中共外強中乾,港人要見機行事,革命脫共自立,莫再幻想「建設民主中國」。香港手握中共的金融命脈,中共亟需香港融資以保經濟和社會穩定,無法承受在港開槍鎮壓的經濟崩潰。故此港人革命,無須軍火,只需掙脫「和理非」心障,癱瘓社會運作,以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為要脅,誓不退讓,便可見勝利曙光。香港現既處於戰爭狀態,失陷阿修羅道,當以正義之師,討伐無義之輩。孔子謂君子有智仁勇三達德,見義勇為,以武抗暴,既秉承儒門之教,也符合西洋正義戰爭倫理(Just War Theory)。

 

(一)中共發起殖民侵略   香港赤化頻臨滅族

殖民戰爭勢滅港   革命起義衛吾土(圖1)[ For (一)中共發起殖民侵略   香港赤化頻臨滅族 ]**

中共殖民魔爪南下,香港各個階層皆受侵略,無一倖免。基層將有新移民搶奪綜援、公屋和福利,排擠香港貧民。中層以輸入人才、提高大陸研究生學額、專業資格互認等措施,掠奪香港中產飯碗。據《明報》報導,港共政權正初擬一份「人才清單」,計劃輸入包括律師、會計、教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此舉無異方便大陸人侵吞本地中產的職位,滲透各大專業公會。大陸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惡性競爭,勢將拉低平均工資,影響港人晉升機會。反抗中共殖民,已不僅為追求民主等抽象價值,而是捍衛港人真切的族群利益,重奪香港經濟資源的自主權。

 

至於香港的富豪階層,雖暫時擁有政治特權,以壟斷經營和剝削港人的方式,謀取暴利。然而,正如練乙錚去年撰文所指,當紅色資本家「成為本地政經板塊的主體」時,勢必支配特區的行政系統,取代香港資本家的地位。也許李嘉誠正是看透此點,一早已將資本撤離香港。

 

中共正以全方位的殖民侵略,企圖同化香港,瓦解港人身份。中共掌控單程證審批權,每年大肆輸入約五萬名新移民,實行人口換血,變相進行種族清洗。這與中共為同化西藏,輸入大量移民以清洗當地人口的殖民政策,同出一轍。程翔更指中共曾佔用單程證家庭團聚的名額,每年派遣數以萬計的中共黨員來「充實香港」。

 

在2013年以前,中港兩地公民尚可被區分,新移民仍受條例所限,居港七年方可領取福利。這一歸化入籍的過程(Naturalisation Process),亦是世界各地移民政策的通行慣例。根據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當中提及此為「公民與非公民間所作的區別」,並不屬種族歧視。然而,民主黨蔡耀昌於2013年協助新移民上訴,致令終審法院裁定綜援居港七年期限違憲。其後21名泛民議員發表立場書,認為香港的綜援福利屬基本人權,應涵蓋新移民。港大教授周永新指出,該項判決可應用至公屋、醫療、教育、生果金等公共福利,無異同化了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移民的身份權利。此等泛民借平等之名,滅中港差異,模糊兩地公民界限,不論有心或無意,已助長了中共同化香港的殖民侵略。

 

種種跡象,皆說明中共正以各樣殖民手段,赤化香港的人口結構、地理語言及政經文化。中共透過小圈子選舉,扶植港共傀儡政權。梁振英倡議大陸人免簽證入境新界東北,旨在摧毀香港邊境屏障,消除中港地理界限。中共毒啞傳媒,打壓本土影視行業,削弱香港文化軟實力;又以普教中、殘體字、大陸譯名等,將中共自身的文化和語言,強加於香港身上。港共政權更用各種天價基建大白象,掏空香港儲備,利用公帑向中資工程公司輸送利益。路透社早前便以《香港經濟被大陸殖民》為題,講述中資機構如何入侵香港各行各業。

 

如此下去,中共的殖民戰爭,終將摧毀香港的獨特之處,使其淪為普通大陸直轄市。大量新移民溝淡人口,「香港人」亦不復存在。港人滅族之言,絕非危言聳聽。

 

民主黨涂謹申早前指「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認同會被滅族」,實為抱著鴕鳥心態埋首沙堆。泛民便如柏拉圖筆下的洞穴囚犯般,只願留戀牆上民主回歸的虛幻光影,卻不肯直視中共殖民香港的殘酷現實。儒家所說的「誠意正心」,哈維爾說要「活在真實中」,都是要人誠實面對自己的意念和處境。泛民連衝擊共產黨的升旗禮也不敢,過去二十多年卻不斷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便是虛妄,便是自欺欺人。香港人若想拯救自己免被滅族,先要拒作謊言的俘虜,認清中共殖民香港的真面目。

 

羅永生指出,港共政權繼承了英殖時期的權力機制,是以「殖民霸權依然盤踞」於1997年後的香港。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的論述,顯示中共以天朝帝國自居,視港人為藩屬草民,意圖強行同化香港。這種同化殖民地,視之為宗主國內地之一部份的思維,可算是殖民主義中的內地延長主義(Colonial Assimilation)。當然,香港暫時仍奉行一國兩制,因此中共殖民香港,亦可歸類為內部殖民主義的變種 (Internal Colonialism)。

 

(二)港人有權自決前途   反殖抗暴革命當立

Riot police fire teargas to disperse protesters after thousands of demonstrators blocked the main street to the financial Central district outside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in Hong Kong September 29, 2014. Riot police advanced on Hong Kong democracy protesters in the early hours of Monday, firing volleys of tear gas that sent some fleeing as others erected barricades to block the security forces in the heart of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REUTERS/Stringer (CHINA - Tags: POLITICS CIVIL UNREST TPX IMAGES OF THE DAY BUSINESS) HONG KONG OUT. NO COMMERCIAL OR EDITORIAL SALES IN HONG KONG - RTR482F2

Riot police fire teargas to disperse protesters after thousands of demonstrators blocked the main street to the financial Central district outside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in Hong Kong September 29, 2014. Riot police advanced on Hong Kong democracy protesters in the early hours of Monday, firing volleys of tear gas that sent some fleeing as others erected barricades to block the security forces in the heart of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REUTERS/Stringer (CHINA – Tags: POLITICS CIVIL UNREST TPX IMAGES OF THE DAY BUSINESS) HONG KONG OUT. NO COMMERCIAL OR EDITORIAL SALES IN HONG KONG – RTR482F2

香港為行使其被剝奪的自決權,免受中共殖民統治與剝削,從而採用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手段,是見諸聯合國決議的固有權利。聯合國早在1960年,通過《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宣布「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換言之,1997年前的香港人,一直有聯合國賦予的權利,自決前途。然而香港主權之移交,《基本法》的起草,與及一國兩制等安排,全部無經香港民意授權,亦從未得到港人公投確認。這明顯違反上述聯合國宣言,剝奪了港人應有的自決權。

 

九七之後,香港只是換了宗主國,被二次殖民,名為特區,實為殖民地。聯合國言明「一切方式和現象的殖民主義」為一種罪行。面對「鎮壓其求自由之殖民國家」,被殖民者擁有「以其可用的一切必要手段」,「進行鬥爭的固有權利」,當中包括「武裝鬥爭」(聯合國 2621 及 3103 號決議)。

 

因此,反抗中共殖民剝削,重奪自決權,是香港革命的第一個道德理據。

 

有人大概會指,香港自決可能分裂中國,誠如《聯合國五十週年紀念宣言》指出,自決權不得被解釋為鼓勵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行動。然而該宣言的前提,卻是要該國「遵照人民權利平等和自決原則」,並且有「代表領土上毫無區別的全體人民的政府」,而中共顯然不符合這個條件。況且牛津學者Neil MacFarlane 指出,聯合國憲章是寫「各會員國」不得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是以領土完整原則,乃用作規範各國之間的行為,而非禁止人民提出自決的藉口。香港既曾經是殖民地,「在非殖民化進程中,除自決原則外沒有其他選擇」(聯合國59/134號決議)。換言之,在香港人行使其自決權前,任何移交香港主權的安排,都違反了聯合國決議。

 

亦有人可能會說,香港現在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區」,不是殖民地。為辯論起見,姑且暫時假設這個說法成立。然而香港於九七前,屬於「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 whose peoples have not yet attained a full measure of self-government),這是無可推諉的事實。聯合國多項決議言明,如聯合國59/134 號決議,有關非自治領土前途的任何談判,「必須有該領土人民積極參與。」中英談判期間,中共拒絕港方代表參與,已是違反了聯合國決議。即使有人認為香港現時不是殖民地,但僅僅基於香港曾經是「非自治領土」這個事實,根據聯合國決議,港人已有「不可剝奪的自決權」。

 

撇開反殖自決觀點,只論港共政權獨裁的本質,也足以構成港人革命的理據。英國哲學家洛克認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為了維護人民與生俱來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倘若政府侵犯民眾的天賦權利,無法保障人民安全,人民便有權反抗暴政。去年中共通過八.三一決定,全面封殺普選,剝奪《基本法》應許港人的政治自由。及至九月,市民留守政總爭取民主,多番高舉雙手以示無意襲警,然而警方卻對準和平集會的市民,發射87枚催淚彈。期間警方多次違反《警察通例》,亂棍毆打市民頭顱,致令多人頭破骨裂,血流滿面。更有警察暴力攻擊醫護人員,嚴重違反人道原則,又阻礙記者採訪,甚至粗暴濫捕記者,打壓新聞自由。

 

港共政權的種種暴行,俱已侵犯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與自由,自曝其獨裁專制的本性。《美國獨立宣言》指出,當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亦指,若人權不受保障,人民是迫不得已「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革命傳統,非西洋獨有。《尚書.湯誓》也記載,夏桀無道,臣民詛咒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意思是:「你這個毒辣的太陽何時滅亡?我與你同歸於盡!」《周易》上亦說,商湯和周武王用革命推翻暴政,乃「順乎天而應乎人。」

 

港共政權暴虐不仁,殘民以逞,推翻此等暴政,於西洋哲學乃天賦人權,於華夏傳統是順天應人,這是香港革命的第二個道德理據。

 

 

(三)港扼中共金融春袋   脅逼政權無須軍火

殖民戰爭勢滅港   革命起義衛吾土(圖3A)[ For(三)港扼中共金融春袋   脅逼政權無須軍火 ]**

何謂革命?革命一詞本來是天文學術語,指有規律的天體旋轉運行。據鄂蘭(Hannah Arendt)考證,於17世紀時,革命首次被賦予政治含義,有著「繞回預先規定的秩序」的意思,便如星球遵從循環往返的軌道。中共的八.三一違反《基本法》的決定,是偏離了港人預想落實民主治港的軌道。

 

鄂蘭說:「革命一詞的原意是復辟」,意謂回到原本美好的狀態。因此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復辟了君權過去的公義和光榮」,且通過《權利法案》,回歸自1215年《大憲章》確立的自由傳統。牛津學者Leslie Mitchell 說,英國人切實渴望的,是復辟古老的自由,而不是創造簇新的權利。由是觀之,學聯指「真普選只是體現《基本法》」,又說「真誠尊重一國兩制」,其實是復辟《基本法》中應許的自由,回到原本趙紫陽承諾「民主治港」的美好狀態。溫和派雖言必「雨傘運動」,但其訴求卻巧合地暗符革命古義。

 

今日「革命」一般指民眾透過體制外的行動,促成政治制度的根本改變,已失去復辟的原意。即使如此,雨傘革命追求民主制度,倘若成功,便將取代自港英殖民開始的威權政制,為香港開埠170餘年以來從未有過之變局。當中的過程,民眾用和平抑或暴力的手段,都不改變其對香港革命性的影響。正如東歐各國於1989年的反共革命,群眾並無動用軍火,亦無經歷大規模的暴力。

 

革命無須暴力,運動亦未必和平。五四運動時,學生火燒趙家樓,又痛打外交官章宗祥。即使採用和平的手段,馬丁路德金也認為公民抗命要「擾亂城市正常的運作」,策劃「對經濟有重大的衝擊」的直接行動。馬嶽指出,世界歷史上的經驗顯示,如果溫和的手段未能奏效,「最自然的後果是抗爭者會將行動升級,直至政權不能不回應為止。」惟泛民卻是反其道而行,違反政治運動常理。泛民為中共積威之所劫,今日開放金鐘道,明日容許公務員上班,日削月割,以趨於亡。是以「雨傘運動」破滅,弊在賂共。

 

黃之鋒說:「你沒有一個死的心理準備,就不要說自己在搞革命。」然而,即使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也要有人願意付上死亡的代價。甘地發起食鹽長征,數千群眾任由警察揮棍毆打,結果至少兩人死亡。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最後亦被暗殺,為自己的信念犧牲。九.二八當晚,即使軍警亮出長槍,佯扣扳機,祭起「速離否則開槍」旗幟,數以萬計的香港人面對死亡威脅,仍然選擇留在街頭,保衛香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些香港市民,早已用行動回應了黃之鋒的質疑。

 

即使如黃之鋒所言,某些「革命是要軍火的」,但革命的意志,比軍火更為重要。惟觀乎泛民之流,毫無抗爭鬥志,即使有金主提供每人一支 AK-47,根本不敢用,只怕會繳械投降,有如劉曉波在天安門前砸爛槍支。1989年六四屠殺後,香港有人說要捐款買軍火,司徒華當時「強烈壓下」相關意見。反觀韓國1980年的光州起義,憤怒的民眾攻進警署,取得槍支和武器,與軍警對峙。2014年烏克蘭革命,民眾以玻璃瓶、汽油、酒精及塑膠等簡單素材,製成汽油彈與警察周旋;革命成功後,其政府向阿拉伯聯合國購買軍火,英、美也派遣武裝部隊協助訓練烏克蘭士兵。志立則道生,抗爭者只要有革命的志氣,自然會找到方法,以獲取所需武器和資源。

 

再者,基於香港自身優勢,港人搞革命,根本無須軍火。香港手握中共的金融命脈,中共看似強大,實則對香港投鼠忌器,這就是香港最大的籌碼,也是香港的革命本錢。中共債務危機深重,亟需大量資金以保經濟和社會穩定,一直以來,香港都是中共中資不可取替的提款機。香港作為中國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來源,包攬全中國的實際利用外資總額47.7%;過去20年,中資在港集資超過29,107億,上海A股則欲振乏力,中共要從事金融套匯,籌集資金,除香港以外根本別無他選。烏坎村村民用磚塊擊退軍警,中共尚且不敢開槍鎮壓;更何況香港是中共權貴的金庫,也是貪官洗錢外逃的中轉站,中共焉能承受香港經濟動盪、信心崩潰、外資逃離、資金凍結等致命風險?

 

中共依賴香港,多於香港需要中共,此點港人務必認清。香港是中共不可取代的金融活路,也是貪官保存與轉移財產之地。明乎此,則香港人只要以香港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要脅,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癱瘓社會齒輪,誓不退讓,中共是無可奈何的。有論者指暴力並非示威者專長,但由於香港位居金融要衝,警察被武力封頂,抗爭者只要加以訓練和裝備,足以與之匹敵。雨傘革命時,警察清場所動用的最高武裝配備,只是一條短棍,連催淚彈也不敢再用。據SocREC報導,去年旺角清場時,「警察於山東街嘗試推進入彌敦道不成功,並有雜物從人群擲出,最後警察後退。」今年3月,一名打劫鐘表店的持槍劫匪已令整排警察變得如鵪鶉般不敢妄動;警察之欺善怕惡,實在可見一斑。警察不過是貪生怕死的僱傭兵,面對敢動真格的人民,也要退避三舍。壓制人民革命的,不是因為沒有軍火,不是警察的武裝力量,而是自我繳械的投降主義,以及「和理非非」的心理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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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理非非畫地為牢  抗命自首屈從惡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但泛民卻是「自殘不息」,認為「應該坐低畀警察扑」,最好打到流血,以作道德感召。泛民過去一直在散播「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剝奪港人鬥爭意志。用馬丁路德金的話來說:「我對溫和派感到極度失望,他們執著於秩序而多於公義。他們寧取壓抑衝突的消極和平,而放棄彰顯公義的積極和平。」去年10月初,雙學曾提出衝擊禮賓府及堵塞花園道,然而卻被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喝停,說「我們不要衝擊」。人民打爛一塊不義議會的玻璃,泛民立刻譴責,說破壞了和平。懼怕衝突的泛民,已經成為港人「奔向自由的巨大障礙」。「你有武力而選擇唔打,先叫和平。如果你根本唔夠人打,嗰啲唔叫『和平』,係畀人恰咋」,去年鎮守旺角的十三哥如是說。能戰方能和,抗爭者要武裝思想和行動,才能捍衛彰顯公義的積極和平。

 

將理性和非暴力硬性捆綁,是惡毒的思想植入,彷彿抗爭行動一旦稍為激烈,就是不理性了。然而不少學者正是持理性抉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認為人們會衡量利害得失後,參與政治抗爭中的激進行為。如果人們認為激烈抗爭後,會帶來個人物質報酬和心理回報,或者有機會改善貧富懸殊、政治腐敗等問題,增進整體利益(Collective Interest),激烈抗爭便是理性的抉擇。面對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港共政權依然以「北韓有真普選」等言論回應,已經完全違反理性。當一切理性和平的對話之路走盡,再走下去已不是理性,而是執迷不悟。

殖民戰爭勢滅港   革命起義衛吾土(圖4)[ For(四)和理非非畫地為牢  抗命自首屈從惡法 ]*

抗爭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感性的力量,因為支撐我們抗爭下去的,是超乎理性的信念。面對兵臨城下的入侵者,我們的理性可能會說,何不移民逃出香港?然而,我們最終留下的抉擇,是源於我們對香港真實的感情,對腳下土地的鍾愛。我們不願看見赤寇入城,毀我家園,香港就此沉淪,這是超越理性的情感和信念。是以雨傘革命時,旺角出現關帝廟和耶穌教堂,給予抗爭者來自神靈的超自然力量;便如《美國獨立宣言》中,人民捍衛「造物者賦予的權利」,依靠基督信仰爭取自由。現時「非理性」往往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彷彿理性便是好,非理性便一定是不好。然而,我們不是純理性的經濟機器,我們是具有血肉之軀和真實感情的人。

 

抗爭不應排拒一切形式的暴力,而是應該分清什麼是具正當性的暴力。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清廷,被盜賊襲擊用暴力自衛,這些暴力都有其正當性。正如耶穌說:「我來乃是叫地上動刀兵」,為與邪惡進行殊死爭戰。手無寸鐵的人民被警察毆打,為自衛而動武,是應有之義。香港立法會被功能組別盤踞,是不義政制的一部分;人民為求癱瘓不義議會的運作,使用暴力打爛玻璃,也合乎正義。

 

誠然,激烈行動的參與門檻較高,未必適合所有抗爭者。環觀世界各地抗爭的經驗,溫和激進兩翼理應互為掩護,一派冀吸納主流支持,一派以行動脅逼政權。例如台灣太陽花運動,當數百名行動者攻入立法院,外邊就有數以萬計的市民包圍聲援。然而,香港的情況卻是相反。當行動派企圖衝擊立法會或龍和道時,溫和派反會組成人鏈阻止,甚至動用輿論譴責行動者。香港目前的抗爭是陰柔過剩,忘了「自強不息」的乾卦,只記得「厚德載物」的坤卦,一味意圖道德感召。如果泛民要自我捆綁,作待宰羔羊,向獨裁政權獻祭,悉隨專便,但請勿強制其他要來革命求變的人民,跟你們一同自虐。佛陀割肉餵鷹,當屬慈悲;強制世人仿效,便是霸道。

 

香港明明未有民主,泛民雙學卻假戲真做,將本身只適用於民主社會的公民抗命,用以對抗獨裁殖民政權。羅爾斯的《正義論》明言:公民抗命是設計予「接近正義的民主社會」,「不適用於所有其他政體」。羅爾斯認為,於民主國度,絕大多數的法律都是合憲合義的,因此公民抗命者要承擔罪責,以示尊重法治。然而,香港根本不是民主憲政社會,《基本法》從未經過民眾授權。在港共政權的獨裁統治下,沒有一條法律是合乎程序公義的。因此羅爾斯要求抗命者承擔罪責的前提,在香港根本完全無法成立。《基本法》中有不少源自港英殖民時期的惡例,例如根據《公安條例》,只要有三人以上聚集,即屬違反「非法集結」罪。如此荒謬絕倫的惡法,有何值得尊重?拒絕屈從不公義的法律和相關刑責,實乃香港人的道德責任。

 

哈維爾說:「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了這個制度。」泛民雙學卻彷彿幻想自己是身處民主社會的公民,漠視港府是殖民獨裁政體的事實,這便是與謊言為伍,完善了港共政權的制度。因為主動自首被捕,承擔惡法的罪責,是變相承認了《基本法》的正當性,維持了香港目前不義體制之穩定。

 

身處獨裁社會,便用對付專制政權的手段,這便是活在真實當中。羅爾斯明言:「當社會的基本結構被認為是如此地不正義,或者大大偏離了它宣揚的理想,人們就必須準備走上激進的,甚至革命的道路。」

 

 

(五)革命義戰道德底線   抗爭當用軍事思維  

Police fire tear gas at demonstrators during a protest near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Hong Kong, China, on Sunday, Sept. 28, 2014. Thousands of Hong Kong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defied tear gas and pepper spray to occupy the city center, as police undertook the biggest crackdown since the city returned to Chinese rule. Photographer: Lam Yik Fei/Bloomberg

Police fire tear gas at demonstrators during a protest near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Hong Kong, China, on Sunday, Sept. 28, 2014. Thousands of Hong Kong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defied tear gas and pepper spray to occupy the city center, as police undertook the biggest crackdown since the city returned to Chinese rule. Photographer: Lam Yik Fei/Bloomberg

哲學家洛克認為,「越權使用暴力者,即成戰爭狀態中的侵略者」。中共對港發起殖民戰爭,港共政權亂棍打傷市民,早已向港人宣戰。香港人是被逼動武自衛,捍衛家園。以往港人抗爭,總被一群自稱「左翼」的社運人士指指點點,說要遵從一些道德門檻極高、龍門任搬的社運倫理。然而香港既失陷阿修羅道,抗爭當以戰爭倫理思之。本文嘗試拋磚引玉,以正義戰爭理論應用於香港的抗爭,粗略描述一個行動者可供參考的倫理框架。

 

這裡說的正義戰爭,當然不是指動用飛機大炮的現代戰爭。由於香港現時的抗爭衝突中,警察和示威者都要避免殺人,以免在道德或輿論上失利,因此雙方均無法動用大殺傷力的武器。相反,警察動用短棍盾牌,抗爭者配備頭盔護甲,正是中世紀的戰爭模式。即使是催淚彈和水劑,也類近古代的煙熏火攻與毒液水箭。因此,香港人於反殖抗暴時,採用義戰理論,正是恰如其分。

 

義戰理論的第一部分為出戰正義原則(Jus ad Bellum),界定容許武力抗爭的條件,謹列如下:

 

一、正當理由(Just cause)︰此即所謂「出師有名」。香港人為反抗中共殖民侵略而進行自衛、幫助他人防禦警察攻擊毆打、保護無辜者不受暴政迫害等,都是訴諸武力的正當理由。

 

二、正當意圖(Just intention):香港人抗爭之首要目的,是為了糾正殖民暴政的不義,解除壓迫,締造民主制度下的和平。

 

三、最後手段(Last resort):香港人過去接近30年為爭取民主,已經窮盡遊行靜坐、請願談判、參與諮詢、堵塞道路、公民抗命等種種和平的手段。中共卻依然封殺普選,撕毀社會契約,更發起殖民侵略,主動對港宣戰。香港人是逼不得已才訴諸武力。

 

四、成功機率(Probability of success):本文一直強調,香港手握中共的金融命脈,中共亟需大量資金以保經濟和社會穩定,無法承受在港開槍鎮壓的經濟崩潰。港人只要以金融中心的脆弱秩序要脅,誓不退讓,便可見勝利曙光。

 

五、比例規則(Proportionality):規定抗爭帶來的整體好處,必須大於壞處。港人若抗爭成功,則可民主自治,免被中共滅族,而代價如果只是傷了朝廷鷹犬的爪牙,爛幾塊玻璃,可算符合條件。

 

義戰理論的第二部分,為戰時正義原則(Jus in bello),一般規範戰爭進行中可接受的手段,諸如不使用國際法所禁用的武器,盡可能減低對平民不必要的影響。其中適用於香港抗爭的,是區別對待規則(The discrimination requirement)─抗爭時必須區分侵略者和無辜者,要盡量避免誤中副車。

 

誠然,在香港被殖民的環境下,這樣的區分是困難的。例如個別的新移民可能是無辜的,但輸入大量移民卻正是殖民侵略的一部分。由於在香港進行殖民侵略的,正是被部份大陸人把持的中共,因此香港人的反殖鬥爭中,倘若摻有族群衝突,實屬必要之惡,正如南韓人反抗日本的殖民主義時,無可避免會與日本人衝突。況且,不少大陸人抱持「若非中共照顧,香港完蛋」的殖民主心態,去年更有大陸人支持暴政鎮壓和平集會的學生。這不是鼓吹種族仇恨。大陸人若支持港人爭取民主,或同情香港被中共殖民的境況,他們便是我們的戰友。反之,主動攻擊示威人士的藍絲帶,無論是大陸人或香港人,抗爭者都有正當理由,動用武力自衛還擊。所有矛盾的罪魁禍首,當屬港共暴政和中共殖民政權。暴政的高層官員,毆打市民的警察,策劃中共殖民侵略者,有份剝削壓迫港人的權貴,此等人築成了殖民專制的高牆,倘若成為抗爭者的目標,乃屬罪有應得,與人無尤。

 

過去香港傳統社運從不以戰爭思維策劃行動,致令示威者尚未與警察衝突,便已落入下風,今後抗爭者應以此為戒。「兵者,詭道也」,學聯去年11月包圍政總的行動,早在升級前數天便走漏風聲,令警察有充足時間部署,便是兵家大忌。政總本身用厚水泥板、鐵柵和飛機鋁等作為建築材料,裡邊設下重重關卡,是易守難攻的軍事建築;抗爭者若無仔細的事前組織和行動計劃,強行佔領如同以卵擊石。禮賓府居高臨下,附近無水無糧無廁所,更是抗爭死地,只宜速攻,不可久留。由於警察等級深嚴,採用由上至下的決策模式,兼且裝備沉重,其弱點便是欠缺機動性。抗爭者若能採用游擊戰術,到處擾亂社會秩序,即使只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等和平手段,亦可增加不義政權的管治成本。只攻不守,攻完就走,蒙面衝擊等過去備受指責的手法,只要符合上述義戰倫理,便可成為合理的類軍事行動。

 

中共對港發動了沒有硝煙的殖民戰爭,港人要麼負隅頑抗,要麼從此滅族。革命抗爭,抑或赤化沉淪,就在港人一念之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