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初冬的早上,我在金鐘佔領區的廁所梳洗過後,出發往醫院拜訪病人。彼時金鐘禁制令剛剛頒佈,最血腥的衝突場面已過去,最期望透過佔領爭取普選的抗爭者都走了,專程來懷緬佔領區的黃絲帶又尚未來,坐在佔領區的只有溫習派飯過日常生活的人,冷鋒初起,連太陽也沉默了,整個佔領區都好安靜好安靜。

我正在埋伏一位接受過兩顆腎臟饋贈的病人。他一天只肯應付一位學生,我前兩天都去得太晚了--那天倒是來得太早,他正在睡覺。我撤回病房外的走廊,椅子上如常坐滿一排人,我隨便挑了個位子,攤開教科書開始讀。過不了多久,我便發覺長椅上其餘十人的親戚關係:從他們時不時的輕聲對話,乃至隨意地互換位置,都不難讓人理解這群人大概來自三至四個有血緣關係的核心家庭。對話不多,內容多為閑談,邊個親戚過咗大海,佔中唔知會唔會阻塞交通之類,其餘人則閑適地做自己的事,例如說用IPAD打麻將。偶爾有個護士從病房出來,他們便派個代表與她交頭接耳。

坐了一個小時後,我逐漸理解到他們跟我一樣,正在等待甚麼。等誰?這家人三四歲的兒子湊過來看我的書,他的媽媽或婆婆笑著逗他:「唉唷!你睇咩呀!唔通你睇得明咩!」我猜她心裹已經開始排演如何在別人面前吹噓這位小朋友如何聰明伶俐他日必成名醫了。護士又出來了,代表拜託她:「麻煩等多陣啦!三叔響船上,好快到!」

我和旁邊的婦女閑聊了一陣--大概是這本書講甚麼,上課又得學甚麼--後,走廊盡頭傳來一陣腳步聲。代表馬上跑去按病房的門鈴,身邊的婦女以眼神向我道別後跟著其他人一同起身離座。病房門開,護士出來站好,幾個鐘頭前還在澳門的三叔跑過走廊停在病房門前,喘著向護士道歉:「哎呀唔好意思,遲咗少少。」表情帶笑,畢竟不是真的做錯了事。

護士喔了一聲,宣佈:「好啦,依家人齊啦嘛?入去抆喉啦!」

打開的病房門像海棉一般瞬間吸收進所有人。走廊變得空蕩蕩的,剩下我一個人猜想這群人如何走近病床,一一與病榻上愛或不愛的親人道別,拔喉後心電圖上的波動如何平復成直線,正峰與負谷都將歸零。既然是拔喉,病人大概也早就失去意識了,是他的家人堅持一家人齊齊整整等待他離世,做為一個儀式,與他走過最後一程路;只有若真有靈魂,那等待的人就變成他了,他的肉身困在床上,魂魄在病房中懸浮,看著愛與不愛的親人與他一一道別,然後才能出發,去天堂,地府,或者虛無。究竟是家人在等待他,還是他在等待家人,真是難說呀。

既然親人心情不算激動,病人大概不是英年早逝;家人堅持等待最後一個親人才完成送他走的儀式,大概也不是討人厭的長輩。只要不是滿身插滿喉管地撐了一年才走,那也算個不錯的結局了。關於這宗死亡的最佳註解,恐怕不是死者臨死的心理狀況(大概早就失去意識了吧?),而是他的家人等待他的死亡的過程。我想這是最好的死亡了:沒有悲痛,沒有嚎哭,也沒有大喜過望(幸好),只是安靜的日常,一家人去茶樓等位似的閑適,就好像,就好像秋冬季一片葉子落下般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