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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文章標題乃模仿大江健三郎於1994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時的致謝詞〈我在曖昧的日本〉。我受以下兩本書啟發而立心撰寫本文:人類學名書、露絲‧潘乃德撰寫的《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與南博博士編撰的《日本人論──近代日本的百年情結》。我認為香港也夠曖昧。

「曖昧」大概指含糊不清、似是非是、似有又無等等,見於形容男女關係藕斷絲連、情情塔塔卻又不承認情侶關係。哲學家李天命曾寫「語意曖昧」,泛指句子有「語害」,辭彙配搭錯誤而使其意思含混不清、九唔搭八,讀者閱後不明所以。

吾輩迄今十七,九七代。我處於兩個時代、兩個文化、兩個倫理之間的罅隙──更好的說法是這些非連續性因素的交錯(連續性因素也會有交錯簡直係荒謬);同時處於兩個因素的範圍,又不完全隸屬兩個因素、或其中之一,就是如此曖昧。打個比喻:黃色和藍色光譜重疊之處為綠色,其既非黃、亦非藍,獨立存在於兩個「母體」以外。

我可謂有中國人的骨骼,流西方人的血液,又有東洋人的腦袋,正一打亂種。以外觀和血統而論,黑頭髮黃皮膚、棕黑虹膜都令我被賦「中國人」的名號,起初如此確信。後來有人告知我英國人的身份,大概循歷史淵源追根究底,有如生母與後仔乸的關係,我係英國人。不過我無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叫我英國人似乎又太牽強 。有人這樣認為:我畢竟寫中文,係唐宋華夏文明之傳承者,我終究是中國人吧!我亦不敢苟同。我中文行文,除義務教育的課程範圍外,大部份從翻譯文學之中自學而得,滲一小撮西洋,多多東洋,好太宰治、夏目漱石、村上春樹、紫式部、卡繆、普魯斯特等等。我偶爾讀古文、寫唐詩、鑽宋詞,鑽研中文,但我不會輕易承認中國人身份。太宰治曾讀法國文學,對其詩歌瞭如指掌、詩人之大名倒背如流(證明飲得酒多未必使記憶力差),但他依然係日本人;夏目漱石更是英國文學家,遠洋深造,通英文之餘,重精中文、曉漢詩,他返日本之後依然係日本人,不是法國人、或者英國人。我對當代的中國文學家卻沒興趣。受人推崇的如:董橋、林海音、沈從文、白先勇我都讀過,感覺沒甚麼大不了。中國人看的曾國藩、胡適之、朱自清這些,我通通都不會讀,反而中意曾留學日本的魯迅、曾居香港的余光中。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不及日本文學。

外國思想當然會隨着讀文學作品而悟得,而且更取代本應是中國思想的位置。雖然義務教育的課程範圍包含孝、義、儒、孟這些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及社會道德倫理觀,我卻未曾嚴格遵守過,更是日日批評孔孟儒思想,謂之愚。中國人最重孝,這可算是唯一從遠古文明流傳至今的「傳統思想」,至少今下社會仍會緊緊依從並且經常重提之。不過我卻認為這很好笑,以西方理性辯證的角度來說,「孝」簡直不知所謂,林白太太(陶傑留學英國時的寄養家庭的獨居老婦人,兩人曾大談「孝」,林白太太表示不認同)亦如是想。這些觀念在我的成長中都只是輕輕略及,不及九七以前、或者再老一輩的香港人更清晰明瞭,因為那時社會氣氛偏重追尋中國文化,大部份人亦在中國大陸長大或者在重視傳統的家庭浸泡;我對它們只一知半解,幾乎毫無概念,付諸實行時更會覺得是在衝擊我價值觀。中國人應有的特質我無、身邊的人都無,香港社會不見太多傳統遺留下來的特質,處處禮崩樂壞。舊時禮教於我就如空虛的、無實的空想觀念,難以觸及,當然也不趨於認同。

雖寫同一套文字,我卻否認自己為中國人,皆因細節上還是有出入的。我所寫所講不能說與中國人大相逕庭,只是用語、句式、雅俗有些微差異,就如瑞士德文和德國德文、英國英文和美國英文的分別。除文字之外,則言語系統差天共地。就講今下的中國──因為我被賦與的中國人身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人的身份,非唐、非宋、非明、非民國──所流行通用的言語、文字及書寫系統係「普通話」、「白話文」及「簡體字」,中國只承認這系列的溝通交流系統,以之取締其他共存在「神州大地」的溝通交流系統。我所用的「書面語」、「正體字」、「粵語」幸得在香港流傳。同使「粵語」的亦有廣州,不過那早已各行各路,逐漸分離成「廣東話」和「廣州話」,我用的是「廣東話」;而所書寫的「書面語」更不同於中國流行的「白話文」,「書面語」乃是更貼近以「廣東話」作為基礎,似中華民國(臺灣)的「國語」,但又不盡相同。我懂普通話、讀簡體字,卻從不使用。

我講、我寫,皆非中國人習慣,亦非全然使用英文文法和詞彙──現中國流行以中文字系統書寫英文──;我學中文乃非純正中文,甚或連書信格式、措辭都一塌糊塗,又不學傳統思想……「我係中國人」,這叫法實在曖昧,叫我英國人又有段距離……我?當然係香港人,身份從此不再曖昧。

對,我沒有認我係英國人,不要急着鬧我係英國走狗、忘記祖國恩情。中國叔父伯,讓你們失望真不好意思。不過多虧英國人百五年管治,令香港從文化上、種族上都華洋共處、中西合璧,融會貫通。人人擁有幾種文化的相異特質,但同時又不屬於彼此,有部份文化和價值觀就如油水不能混和;兩個非連續性因素的極端同時存在,一時一樣,造成種種曖昧。

要論述香港及香港人的曖昧很艱難,不如先參考啟蒙敝人的《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其名,書中論述日本人的種種「矛盾」、雙重標準,一些以我們基準──縱然日本承襲中國的部份傳統思想:儒家、忠君愛國、佛教等──看來矛盾至極的行為,於日本卻係理所當然。《菊》指出,即使日本社會階級觀念嚴謹、必不容忍以下犯上──就如中國的所謂「君臣父子兄弟」的階級,臣必侍奉君主──,日本人弒君卻是得人稱頌的偉大事情。那看來相當矛盾,明明要絕對服從君主,又豈能如此侮辱主子和藐視社會制約?作者解釋,日本人至高無上地看待自己的名聲、名譽,假若主子冒犯自己,即便是武士向大名、大名向將軍,也能夠光明正大、名正言順地為維護自己的名聲而報復,不過之後卻要為自己逾越階級的行為負責──切腹,以死相對。此外《菊》還指出,日本的一切都是以天皇為中心。二次大戰結束之前,許多人鑒於日本人作戰時英勇凶殘,因而推測即便日本宣告投降,外地的兵將亦會作戰到底,有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天皇一宣告投降,整個日本民族的性格簡直是翻天覆地,後來美國的駐日本士兵形容是「難以置信地友善」;甚至乎日軍俘虜也是出乎意料地合作,不僅是向敵將透露軍事機密,幾乎將自己一生都坦蕩蕩說出來,幫助作者完成《菊》對日本文化風俗、行為模式的研究。

於日本人,「雙重標準」也有準則,嚴格訂明在某種情況能夠暫時違反,但那並不是永遠地推翻社會規條,這點他們很清楚。比如當大名向農民超額收稅,農民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將軍告狀並將之治罪,這是社會容許的,但其實平民不能隨便見管治階級,那帶頭告狀的農民理所當然要問斬,不過將軍依然會處理申訴,終究亂徵稅都是犯法,沒有例外。

《菊》亦指出日本社會以「恥」做基礎,維持人的道德倫理,從小就讓兒童明白「恥」為何物,令其為免羞恥而規範自己,有別於西方的罪感文化,「恥惑文化」可見於父母如何在兒女成長時期不斷將之與別人做量化比較。在我求學階段,雙親不斷侮辱我的成績不如人、技不如人,又會讚揚別人的子女「睇吓人地幾乖」,無所不用其極地貶低我;將來或者會侮辱我的賺錢能力,後來更會講「睇吓隔離林太又抱孫」逼迫我成家立室。雙親以「恥」灌輸我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如:對家人的服從、敬老愛老、尊師重道等。縱然我沒有觸犯甚麼「唔聽老母話」的香港法例,或者違反任何明文、不明文的誓約,當我違反這些規則就會受人非議,不僅是家人,就連所謂明理的教職員亦如是針對我。

我經常聽見長輩話:「而家啲後生仔唔同囉,唔聽話又叛逆」,這其實意味着新生代──不限於九七輩──的道德基礎有別於上一輩人,新生代如我不太受「恥」約束,亦厭惡約定俗成的規則,「反叛期」正是其表現。我唾棄種種禮貌上的儀式、及上面提及的尊師重道、敬老愛老……這些舊觀念。新一代的香港人以理性反思傳統社會制約,開始會反問「犯法呀?」,不再着緊自己的面子,係「無恥」,亦係罪感文化的開端。

近年專上學院學生屢次在畢業典禮上展示政治意圖和刻意侮辱政見不合的頒獎嘉賓──梁振英,有學生批評其不「尊重場合」、有辱學生身份。而早年亦發生林慧思事件,事因香港警察不檢控在旺角阻街及騷擾街道使用者的青年關愛協會,林慧思老師路過及此對偏頗執法的警員破口大罵,粗俗字詞不慎衝口而出,遭路人攝於鏡頭之中。該片段在網絡上傳播後,令年輕一輩聲言支持林老師捍衛公道,年長一輩則嚴正其詞批評林老師有違其職業操守和道德、應當被革職。事件高潮在多個休班警員於聲討大會中譴責林慧思違反職業操守,卻對自己違反警察應有的政治中立支吾以對。以及月前告吹的遮打革命佔領運動,亦有警察人員執勤時佩帶具政治色彩的飾物,又在執勤時影相,顯然違反職員操守……幾年前有警察於當值期間攀岩自拍被內部處分,今日那種種違反警察操守的行為卻不受非議,更是說「合情合理」、「人之常情」、「下班以後是個人身份」,真令人費解。

香港人凡事有雙重標準,一時一樣,故我一再強調「曖昧」:曖昧的「罪」、曖昧的「恥」,亦有對我而言是曖昧的封建社會潛規則。所謂的「尊師重道」在林慧思事件中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所謂的「職業操守」更是漸露一角然後自毀。無論新一輩或舊一代人,都是立場飄忽、標準曖昧,也許曖昧就是香港人的特質。或者更甚的是,香港人根本不以上面種種的舊有價值作為出發點,而是由多年醞釀,無獨有偶,創造出一套全新的、獨一無二的,香港土生土長的價值觀,其與中國傳統的和西方傳入的兩個母體相似,但非全然一樣,而且所有人都未能辨識其身影,那是矇矓的、曖昧的、全新的,暫未有度身訂造的詞彙去描述那價值觀……不過更多人未知自己竟是與別不同。

以上一堆,我諗香港的中學生沒幾個能夠講得出,好多人甚至以為唐宋流行講現代的普通話……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在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文化。必先認清自己,立下基礎,才能走更遠的路,否則只會窮畢生在追尋自己的過程中兜兜轉轉。香港人對於以上種種矛盾有否知覺?可能無。香港人不僅是行為曖昧,對自己的認識亦是曖昧,自己就是曖昧的本質。

《菊》從第三者角度分析日本人,而《日本人論──近代日本的百年情結》則從第一身角度自省、以日本人的視點分析日本人。書中集合逾五百個來自不同時代的日本人論書籍和文章的分析,日本人的特質、性格在書中鉅細無遺。日本人是「愛好自我定義的民族」,他們對自己的論述之多令我驚嘆,亦令我反思今下香港缺乏對自己的論述,討論香港人特質在社會亦不成氣候。香港人對香港有幾清楚?我們對自己又有幾清楚?日本人卻很清楚自己。

《日》裏面提及,教育學者野田義夫列出日本人的十項優點︰『忠誠、清白、武勇、名譽心、現實性、快活淡泊、敏銳、優美、同化、殷勤』;除讚揚之外亦有貶抑:夏目漱石批評日本人『對西方人所說的一切,明知盲從卻還洋洋得意』。書中不乏日本人對自身文化、行為的詮釋:『隨著在戰爭中得勝,日本人開始有戰勝國的榮耀心態,自覺其國民性是優秀的』;亦有描述社會現象:『日本人比較重視私權而忽略公權。譬如日本人會急著催親友還錢,卻無視最大公權的選舉權被剝削』。種種的論述都圍繞着日本人的國民性(民族特質)和其歷史緣由,及如何表現在生活之中。日本人愛自省,重自省,民族性在日本經常被重提,上述僅為千百名家之論述的冰山一角;但香港,表現自我、定義自我係禁忌。

香港人從來藐視自己,導致性格不直率、保守又含蓄,不喜直話直說、只愛轉彎抹角,通通都顯露於遮打革命。很多人堅持所謂的原委,到處張貼「我要真普選」,短兵相接時更有以之為口號,最終擊潰民氣。明明爭取的只是簡單如「食得安心」、「住得舒適」、合理權力分佈、社會更少不公義,這些普選的副作用。人們卻視之為膚淺,藐視自己內心真正渴求,不敢直言「我出嚟係為咗打差佬」。無論訪問幾多佔領者,都只會得到「831落閘」的標準答案。始終抗爭的原因就是那些,香港人卻偏要叫充滿形式主義的虛幻口號,口是心非,訛稱因為人大831決定先上街抗爭,否認受警方無理施放催淚彈觸動因而上街。他們只會曖昧地表達自己所想,對自己思想的認知又是那麼曖昧。

無論《菊》還是《日》,都說明了日本人的行為、思想已有可以掌握的模式,以及透過科學統計、整合可以得出普遍日本人的特質;日本人對於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瞭如指掌,但我們對香港卻一無所知。你對街坊街里知道幾多?對昔日佔領區的人認識有幾深?答不到吧……我們有可能整合出一系列普遍香港人的特質嗎?輕輕一想,香港人有甚麼共通特質?好維穩?樂天?創意力高?順其自然?這些幾乎都能夠在瞬間駁斥的根本算不了是民族性。香港人的民族性就如潛藏於濃霧之中的百變怪,至少我不能輕易辨認,這究竟是因為香港人當真如我上面所講,係全新的概念,抑或種種相異的混合體?

我認為香港人必須清楚自己,無論係自己的肉體、自己的靈魂、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方、自己的民族性……總之不能夠再曖昧。曖昧只會帶來種種猜疑、種種誤判,再以遮打革命的佔領運動為例,根本無法清楚身邊的人,有人認為自己係中國人、有人認為自己係英國人、有人認為自己係香港人,這就造成三個抗爭方向、「殊途殊歸」,分別導致「民主回歸派」、「歸英派」、「本土派」三者互相割裂及殘殺;再者,前面提到佔領者從不坦白直率,口裏那套非心中那套,有如此的落差只會事倍功半,這叫做認知失調症。

再講,民主是否適合香港的水土環境,還是需要清楚香港人的民族性,焉知香港人是否「奴性重」或者「自由奔放」。不過無論如何,初步判斷兩種都符合描述香港人,但總不能將兩個極端合二為一來說,因此就要研究有否一套所有香港人都共同擁有的價值觀、道德倫理,以之作為基礎,設定「具香港特色」的制度。不過到時可能又有人話:「你咁樣即係搞港獨啫」,你看,我只是提出研究香港的民族性、釐清一切曖昧、定義所有不明,都會引人遐思,何以不能清晰定義香港人?我認為只有找出香港人共同的行為各思考模式,才有益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