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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其中一樣很使我崇敬的地方,是他們的捷運裡邊有所謂「博愛座」,專讓孕婦老人等有需要人士使用,座位以特別顏色標示。我在台灣遊玩時,見到這些座位就算空置,旁邊的人情願站著也不坐,那時候我會覺得「啊台灣人質素真高」,這也是我成為崇台撚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所以,當我知道香港也在港鐵和巴士設立關愛座(或優先座)的時候,我是十分高興的,因為香港的讓座文化素來薄弱,那張異色的關愛座也許會對乘客造成一點心理壓力,被逼讓座,繼而潛移默化地養成習慣,最後變得跟台灣一樣吧。

但在關愛座在香港落地生根了好一段時間後,我的看法改變了。關愛座的確對坐著該座位的乘客造成了心理壓力,或許讓座率也上升了,但這些壓力卻不會因為讓了座就消失,網絡上有關讓座的爭拗也多了。

首先關愛座造成了一種階級分歧:其他座位的乘客會否因為覺得關愛座乘客有更大的讓座責任,反而降低了他們讓座的意欲?

其次是讓座漸漸從美德變成了必須的義務,乃至出現了一些不願讓座的人士被拍下照片放上網絡平台批鬥以至起底,說相中人「沒人性」、「不敬老」等等,造成另一種社會問題。

又有一種輿論認為,如果關愛座沒有人需要使用,其實一般人也可以坐,一個車廂擠滿了人,卻空著兩個關愛座沒人敢坐,那是一種反智的行為。

也有人說,其實一些有需要人士的需要,是旁人沒法用肉眼看出來的,一個站著工作了十多小時的年輕人,難道能說他沒有需要坐下來歇息一下嗎?又或者是一個剛懷孕數月,未見肚的孕婦,也一樣有她的需要,我們真的只能單靠肉眼就能分辨出誰有需要嗎?

其實,我仍然認為關愛座有存在價值,以上種種的問題一方面是出於一種仇視心態,覺得關愛座被「佔據」很不應該,對那個佔位的人施白眼。另一方面卻是「有需要的人」不敢大膽說出自己的需要,不管是站著想要讓座的老人家,又或是坐著不想讓座的那個站了一整天的打工仔,或者是東方人那種羞於表達的文化,令種種不必要的誤會發生。

我們何不暫時放下那部整裝待發的手機攝錄鏡頭,也放下一些成見:「坐著關愛座的人就該讓座」、「關愛座都沒讓我為什麼要讓」、「老人家都站在他面前,他還不讓座,無家教」等等,不如先開口請他可否讓座,如果他真的拒絕,兼且橫蠻無理,你再考慮做鍵盤戰士都未遲。

台灣社會也開始反思"博愛座"所造成的批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