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上,罷課行動是不可能單方面奏效的。

除暴力革命推倒政權而外,弱勢民眾只能以不同形式的手段,去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從以迫使政府讓步,重新把民意納入考慮範圍。

以上的邏輯推論,是基於政府(與及其所代表階層)不會在無壓力的情況下作出妥協的前設(古今中外各國歷史已經多次証明這前提正確無誤),所以增加「管治成本」去迫令政府妥協,是不合作運動的「必要條件」,而且為達到這「必要條件」,是需要有付出任何代價的覺悟,所謂by all means necessary,正是此意。否則「不合作運動」便不成立。

至於增加「管治成本」,方法自然五花百門,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停止交稅。而像罷課這類社會層面運動,當然需要有同一層面的聲援才會成功,像如罷課和罷市,務求聯合起來攤渙社會運作,做到最高增加「管治成本」的效果,確保掌握與政府的談判籌碼。

政府與人民是互相制衡的關係,沒有人民的認可,政府亦難以長久穩定管治,在民主的國家,公民可以透過選票或者公民抗民的方式懲罰政府。那麼,半民主,獨裁的地區呢?這些地方雖然不能以選票制衡政府,但市民依然可以透過不同的公民抗民,以保障自身的權益,歷史證明了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完全違反民意。
一般人認為罷課並未有太大的威脅,罷課只是影響學生的生活,對社會,甚至是政府都沒有威脅,不過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如果罷課只是在學校範圍,當然只會淪為一個學生運動,當罷課伸延至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可是意料之外,就以「五四運動」為例。

1919年「五四運動」正是學生運動的象徵,當時中國民眾以罷工,罷市,罷課等方式對抗政府的不公義。事源北洋政府在「巴黎會議」出賣中國山東利益給日本,引起一群大學生不滿。他們為了懲罰「國賊」,放火燒毀曹汝林的房屋,痛打章宗祥,結果逮捕三十二個學生代表。北京的社會各界聲援學生運動,發起罷工罷市,而多個主要城市一同發起罷課。縱使北洋政府打算壓制民間聲音,但不敵廣大民意,結果多名官員(國賊)被罷免,總統辭職,才停止罷課,罷工,罷市。

香港罷課歷史

1973年
港英政府打算把文憑教師的起薪點降低,令不少教育學院學生不滿,此次行動分成三階段,在進行第二次時,參加的人數大增,更有八成學校參加罷課。第三次罷課舉行前,政府在民意下屈服,取消這次的政策。

1988年
港英政府要求中文大學由四年制的大學課程改為三年制,中大校長高錕,李卓敏認為此舉會破壞中大的建校理念,推行三次大罷課。

1989年
北京天安門發生「六四事件」,香港市民在100萬人靜坐後,六月七日打算全港舉行罷工,罷課,罷市,但被司徒華叫停。

2012年
香港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時,由於社會各界都對國民教育存有疑慮,政府卻不理會民意,在政總集會後,政府沒有撤回國民教育科,決定由學校自行選擇是否開辦,9月11日學聯發起罷課,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

Hong Kong Student Str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