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香港大專學生罷課

9月22日,學聯正式啟動全港大專大學罷課行動,以回應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學生們明確打着「抗命捉緊命運,罷課事在必行」的旗號,在中文大學百萬大道舉行集會,並稱有過萬名學生參與。

相比兩年前的「反國教運動」,是次學運無論在組織、規模上都明顯有所提升。大會發言時還有人提出「反殖」口號,帶出「回歸後香港依家是殖民地」的訊息,也顯示學生擁有「自主自治」的意識,這比從政三十年的泛民政客還要進步,叫筆者驚喜。「視香港如殖民地」,就是中共一直不還港人政治權利的主因,欠缺政治權利,就會被置於任意操控的境地,甚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嚴重傾斜的選舉政治制度下,根本就是毫無保障的空談,學生們總算抓住重點了-設法迫使中共兌現承諾,為香港實現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度,還香港人一人一票的提名權及選舉權,就是「重奪未來」的第一步。

除了大規模的罷課行動,學聯還邀請上百名學人為罷課學生進行「義教」,各位響應運動的教師均自設講題,內容甚為豐富,「罷課不罷學」,比起單純的罷課抗爭,更具意義(詳下)。

罷課與學運的障礙

從懷疑說起,筆者對學運的最大憂慮,是對外的宣傳效果。

自學聯宣佈舉行罷課行動以來,媒體、輿論上多有聲音表示擔心學生「被煽動」、「影響學業」、「影響前途」,甚至指控學生是「紅衛兵」、「藉機抗課去玩」等等。筆者最近就有與提出以上「憂慮」的「長輩」的「論政」經驗:

家中一名長輩素知筆者關心時事,他知悉學生將會進行罷課時,就來問筆者對罷課的立場(其實是擺明明知故問,想要借機「教育」筆者),交談之間,筆者發現「長輩」對學生罷課的原因和動機幾乎一無所知,也不理解人大831決定的意義和影響,甚至對「提名委員會」、「四十五條」等字眼聞所未聞,然而即使「長輩」完全沒有可靠理據作為基礎,他也一口咬定學生是「被煽動去生事」作為結論。

先不評論該名「長輩」腦裡的特殊邏輯結構。至起碼由他的結論,就反映出他堅決否認學生擁有「自主意識」的想法,甚至說他潛意識裡就不想學生發展「獨立」、「自主」等意識也不為過。

筆者想帶出的是:香港社會中具有以上「特殊邏輯結構」者甚眾,他們似乎遍佈社會階層位較高的位置,更不用說建制陣營及政府之中。不論「佔中」、「罷課」等抗爭行動多有意義,多有學術理論基礎,他們普遍一面倒地表示出非要打壓到底的態度,並非偶然之事。

身為既得利益者,本來就會導致某些程度的心靈腐朽。中國歷代帝王,皆「防民如防賊」,今日香港的權貴,甚至一些自以為「愛國」的長輩,跟帝王們只有程度上而沒有本質上的分別-都一樣愛慕權力,而不知平等人權的可貴,他們會以真正的「理性」(真正尊重個體自由)還是以本能的「獸性」(捍衛既得利益)去看待政改之爭?也是不問可知的。

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選出「政府」,「政府」運用警力維持社會「穩定」,如此,就能解釋警方近年在處理示威活動時的濫權情況不停升級的現象,這實質上是一種既得利益者面對「威脅」時的條件反射,屬於「本能」反應,就像免疫系統自動派遣白血球去消滅入侵病菌一樣,打壓「異己」絕不手軟,想當然是「非理性」的行為。

賊者,不是學生,也不是響應抗爭運動的參與者,而是受惠於不平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透過壟斷政治權力,通過傀儡政府和議會制定傾斜政策,如公共事業的標準利潤,愈賺愈多,愈多愈貪,才累積至今天路人皆見民生凋敝之局。年輕一輩被奪未來的選擇權,站起來抗爭,爭自己的未來,是當為的,也是對自己生命付責任的表現,經過這些考慮的自決行為,何來「被煽動」?何來「非理性」?要求平等選舉權提名權的學生,又怎會跟當年盲目追求烏托邦的紅衛兵有可類比性?

即使以中國人的順民性格而言,歷史中每到週期性民不聊生之時,也會發生「暴力抗爭」事件,抗議剝削,爭取權益,本就是合乎人權之舉。隨着科技和軍備的增長,人民爭取權利的代價則越大。古時的抗爭因政府與人民的裝備相若,雙方實力差距不大,現今的政府擁有大型殺傷力武器,以「六四」為例,政府出動坦克車及機關槍,雙方實力隨即拉開,軍備使極權政府成為一幅強大的「高牆」,而爭取權利的市民則淪為「雞蛋」,最終恐懼促成社會的「和諧」。
現時有不少人批評學生破壞社會穩定,這些人為現時的利益份子,當然希望社會一成不變,在不公義的制度下取得更多利益。一部份的被剝削者(如「長輩」),也夢想着他朝掌權一代退位時,自己晉身成為新一代特權階級,所以他們從來不介意把白說成黑,指鹿為馬,跟他們「論政」,跟他們談平等選舉權,始終就像跟夏蟲語冰。
問題是,這些自稱中間派(如「長輩」),他們的取態是舉足輕重的,在他們的立場已有傾向的前提下,現階段的學運能否輕易把他們「喚醒」?我想,我們應該有心理準備,現在距離這個真正的「階段性勝利」還遠得很。

不合作運動的理據

如上述所言,隨着「政府」和「人民」實力差距擴大,人民抗爭成本不停提升,到21世紀的今天,所謂「武裝革命」,簡直不是一個可行選擇。
19世紀,美國哲學家梭羅,便提出「公民不服從」的主張,認為不必推翻現政權,只要人民實行消極抵抗(罷交稅,罷工,罷市,罷學等等),就能夠實現監督政府,制衡權力的效果,而且人民無須付出鮮血,甚至性命作為抗爭代價。
梭羅的主張,深深影響着領導印度獨立革命的聖雄甘地,與及美國黑人平權運動的馬丁路德金,他們各自為公民抗命理念加入本國的宗教元素,令運動更具道德感召力量,他們甚至主動擁抱痛苦,表示願意為人民承擔抗爭成本,如多次下獄,以致深得民眾信賴擁戴,成為非暴力抗爭達至勝利的顯著例子。
先賢們的光輝事跡至今為人稱頌,2013年首,香港學者戴耀庭提出「佔領中環」運動,希望以非暴力手段迫使政府依據民意進行政制改革,實現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度。
可惜,態度決定高度,高度反映態度,佔中運動經過年半的「商討」,現已聲勢盡失。學生自組另一輪不合作運動,實行罷課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