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怎看待政府與學聯的首輪對話呢?

觀乎事後傳媒之報導,以及社交網絡之訊息,雙方都有意無意地審查新聞,實際就以立場定勝負,對話前已心中有數。當然,講辯論技巧和氣勢,學聯更勝一籌,畢竟政府一方依舊打官腔,以不同詞彙組合覆述同一論點,還外加兩個棄權旁觀的「代表」。可是,政治對話不是辯論比賽,所謂辯論技巧和氣勢只屬旁枝末節,絕非贏輸關鍵所在。

我認為,這場對話成了兩個政治廣告,政府和學聯各自推銷其立場,各有其目標觀眾,勝負就是多少客人上鉤幫襯。如是看的話,其實兩邊都贏,以巧妙辭令做足廣告宣傳,成功吸引顧客青睞。雖則政府和學聯的辭令技巧十足,但仍未找到消除危機的方向,首輪對話後已邁向死局。對話若就此膠著,任由事態惡化,最終輸的就是廣大市民。我們現在需要認清當前對話的本質,以及雙方僵持的癥結所在,以期能找到出路。

 

兩種政治辭令

政治辭令分兩種,一是義正辭嚴的原則與理想,是能換取掌聲的口號,二是拐彎抹角、不能明言的委婉話,想不犯眾怒地說明現實。

於是次對話,學聯於第一種辭令下了很多功夫。五位代表先是上了政治保險,無一句挑戰人大和中共的絕對權威,只指控港府所呈政改諮詢報告不盡不實,誤導人大作出八三一決定,頒下至為保守、有損人權的「普選」框架;上好彈藥後,由梁麗幗領軍,學聯開出重炮,本於法律觀點,指出中央有機制撤銷人大框架,也有修改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辦法,港府應該盡其憲政責任,作為香港人的代表,向中央呈請要求。對此政府一方幾乎無言以對,只能支支吾吾,推說門檻非常高,幾近沒可能。

這真是一個尷尬場面。

政府三位落場代表尚有政治智慧,絕未如特首梁振英那麼坦率,又那麼愚蠢。可是遇此情形,他們扭盡六壬,也惟有如同人肉錄音機,力圖以惹嘲而不惹怒的語言,重覆重覆又重覆第二種辭令,間接道出兩個重要現實:第一,特區政府是殖民地政府,只有「被諮詢」的角色,憲制事宜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宗主國一錘定音;第二,撤銷機制和修改辦法?跟中共談法律?你們懂的,大陸的法律憲制只是當權者的附庸和工具,更不消說以中共之實力與氣焰,對佔領群眾實不屑一顧,「太陽照常升起」。

譚志源局長論及「官員良心」這問題時,也許幾乎衝口而出:你們說的全都是無可辯駁的大道理,但全部同樣不設實際,無視政治現實。我們五個不過是「專業」的行政工具,能做的就只有提交一份「民情報告」,形式上向中央反映你們的看法,加上設立一個「朝野平台」,以求安撫一下民情。

 

辭令與觀眾

雙方辭令距離之遠,透露兩邊目標觀眾之不同。

過去近四星期,學聯的政治手腕有目共睹,那會不明瞭如此簡單的政治現實?所以偏重第一種辭令,此因其目標觀眾乃佔領者。九二六重奪公民廣場後,學聯連同學民出乎意料地躍身佔領運動發起人,可其代表資格亦僅止於此,並無在場指揮進退之權。學聯當上代表,佔領者無大呼反對之聲,正因學聯對其本無權威,何煩反對?

大家都持觀望態度,合意便歡呼和應,不合意就指罵打倒,大喊「學聯不代表我」!故此對學聯而言,當上代表實在禍福難料,只要稍為示弱,明言一句妥協話,就會淪為出賣群眾的「叛徒」,喪失僅餘權威事小,運動全然失控事大,故此一定「先安內,後攘外」。

相對而言,只要梁特首不再無事生非,政府實則游刃有餘。佔領運動有兩批人,分別是佔領者和同情者。雖則民意為光譜,各有等差,然分置兩極最能見其別,姑且粗略比較:佔領者是理想主義者,非得公民提名而不退;同情者則因九二八鎮壓而激於義憤,對梁特首及其聾盲政府再也忍無可忍,方走上街頭。

前者絕不服從政治現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總是少數;後者之參與,既有為一時激情所感染,亦基於對港府劣績劣行的理性批判。他們承認政治現實,要的只是政府聆聽和回應民意,以示尊重。這些搖擺不定的人總是多數。

除了中共,政府的目標觀眾就是佔領運動的同情者。林鄭月娥司長精通第二種辭令,當她帶著大家「遊花園」時,佔領者只是冷嘲熱諷,視之為庸碌蠢官,可也無從發怒;同情者則洞悉其避重就輕的語言迷宮,知道她正小心翼翼地講事實,即港府的無力與中共之「不妥協」,以期他們能予以體諒。當然,林鄭大概心裡有數,一旦同情者脫離佔領運動,政府要「不流血」清場絕非難事。

據個人觀察,就辭令之精妙與效果,學聯與政府各有千秋:佔領者對學聯一致好評,激讚五名代表的辯論技巧和堅持原則;同情者則逐漸隱身,靜觀其變,待政府之民情報告大綱及朝野平台方案出籠後,再決定是否重上街頭。

論廣告宣傳,雙方都是贏家,但論解決危機的方法,觀乎雙方辭令距離之廣,可見蹊徑難尋。

 

如何拉近辭令距離?

雖則學聯發言以第一種辭令為主,但仍有一些拉近距離的蛛絲馬跡,嘗試覓得雙方可接受的「下台階」。

學聯代表甫開場便解說「為何我們需要真普選?」,大意為多年來政府政策偏重既得利益集團,致大眾未能恰如其分地分享經濟成果,而民主普選就是一種制度手段,目標為增加廣大民眾之權力持份,令政府更迅速察覺及解決社會問題。即使多數時間在高喊原則,學聯還是非常明白真普選是手段,對治社會問題才是目標,甚至可說今日之危機植根於政府政策之失敗,令群眾意識制度之不公。

其後學聯代表多番提示,他們只是有名無實的代表,佔領者撤離與否在於政府如何解釋與交代政改問題。

如何算是解釋與交代呢?一如上述,學聯要求官員考慮提請中央,撤回人大決定及修改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潛台詞乃成功與否再不是港府與學聯的責任。即便如此,林鄭等早已接獲中共「不妥協」之指令,如今轉而卸責給大老闆,簡直自置險境,又如何能辦到?

此路不通,學聯又提醒,政制不公不惟特首選舉一項,還有立法會功能組別之竊權,既得利益者用之以殘民自肥,暗示政府可藉承諾廢除功能組別,抵銷真普選之訴求。但功能組別之存廢也不是港府說了算,不單要與一眾既得利益者角力,又必須中共之首肯,非一朝一夕能成事,更可能引爆其它政治炸彈,故此政府代表未有正面回應。

總而言之,學聯要求政府按照「公民提名」或「廢除功能組別」兩大要求,交出一個確實可行的政改路線圖。可是,港府何嘗不是有名無實的代表?縱使學聯試圖另闢蹊徑,仍難以拉近雙方辭令之距離。

如果任由對話就此打住,街頭局面走勢不容樂觀,或許我們應嘗試轉換議題。

「政改是惟一議題」乃學聯對話條件之一,可現時只糾纏於作為手段的政改,未見有所突破,而對政改所望能對治之社會問題卻鮮有提及,視之為離題。可歸根究底,今日困局乃因政府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所以我們才需要真普選,期待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

我相信,「如何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就是兩種辭令的交匯點,對話期間學聯主張藉真普選來達致這一點,而官員亦竭力重建市民對政府之信心。我明白,「如何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是捉不著的空洞議題,難及「政改」那麼切身實在,即便成功轉移,也要另定細項討論。事到如今,最好官員能洞悉這一點,由政府於對話以外,另行闡釋未來治港方針,近可繞過對話困局,遠則望補救政制之缺陷。

最為要者,大家要明白學聯及政府各有內部制肘,難以放鬆辭令,另外也要細思手段與目標之分別,反省佔領運動之真正意義。

 

作者:鄭子健 ( 中大歷史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