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事情,不必多說。那些為警察護航,說著什麼「挑釁警察就預左比人打」,或是「自己搞事,起條街度咁多日,抵比人打」等等的說話,不必多談。其曲在哪,各人心裡自有定論,但筆者也忍不住贈這些人一句:看著自己的「敵人」被修理一頓,確有快感,但骨子裡你是冷血和「法治意識薄弱」。

警察與政府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警察在現代的社會中有著代替政府執法的權責,它與市民接觸緊密,是政府在社會層面的代表。警察與政府,分工清晰,前者負責社會治安問題,後者處理政治問題,任何一方一但失信於市民,就會連帶另一方同樣受到公信力打擊,兩者的關係唇亡齒寒。

香港人對於警察的信任,實際上是得來不易。在廉政公署成立以前,市民對警察的態度是焦燥不安的,原因就是「警隊腐敗已經深入骨髓」[註1]。接上文談及警察與政府的關係,杜葉錫恩就對在廉政公署成立以前的警隊有以下的評價:

作為執法機構的警察本身就是腐敗的,這就不可能對那些破壞社區的嚴重罪行採取法律行動。[註2]

自廉政公署成立後,它就成為了港督監督政府機構的「私兵」,1975年成功引渡葛伯回港,使廉政公署的公信力得以提升,牽制了政府部門(包括警隊),殖民地政府和香港警察的公信力才得建立。現代的香港人應該很難想象警隊壓榨市民,雙方關係交惡的情況,又或者是認為這種情況只會發生在落後的國度。但經過昨晚的事件,我想這個情況應該離我們不遠。

不少人認為,被打的人是「暴徒」,被警察毆打是罪有應得。筆者才疏,不知哪一係法例是容許警察執行私刑?參與是次運動的人,是了解到自己已經犯法。他們面對警察的執法時是接受的,被警察抬走。整個過程合理合法,警察執行職務,參與者接受處分。參與者沒有拒捕,即使拒捕,警察亦可依照法例使用武力,但為何今次參與者會被抬到暗處被人毆打?

這次警民關係交惡,筆者認為是政府與警察權責分工失誤之過,如上文所言,警察負責社會治安,政府負責政治,這次的社會運動是政治問題,但香港政府卻以試圖以解決社會治安的方法處理。運動的參與者,面對警察連日來的武力驅逐也不願散去,反而激發更多的市民上街,繼而是進一步的提升抗爭模式,令雙方處於膠著狀態,這顯示了這件事已經不是「清場與驅逐」的社會治安問題,而是更高層次「政治訴求和對政府失去信心」的政治問題。但香港政府仍然以處理社會治安問題的態度應對,隔靴搔癢。

當然,香港政府這種取態亦有其原因,這裡還是暫時不談。昨日發生的事情,卻將現階段的政治問題擴大至社會治安的層面,令問題更趨嚴重。政治問題的爭端,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是有限,受影響的人不會太多。但是,警察毆打市民的情景暴露於人前,警隊公信力下降,警民關係變得尖銳,演變成社會治安問題。社會問題較政治問題恐怖,因為社會問題可以隨時隨地發生,影響和破壞力都較政治問題來得嚴重。

說白了一點,香港的政治問題往往都是曲高和寡,限於議會之內。如果這次濫權的警員得不到應有的處罰,先例一開,以後警察隨時執行私刑的情況就沒辦法挽回。當然,會有不少的人認為自己乖乖的做一個「順民」,就不會引來警察找麻煩。但請緊記:當那些「暴民」都消失了的時候,下一個目標就會是「順民」,「順民」將會被任意壓榨,社會治安問題其實隨時出現在自己身邊。

至於那幾名毆打市民的警察,筆者估計是私自行動。第一,這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第二,這次毆打的舉動非常「低莊」,如果是有預謀地進行,理論上毆打會在傳媒看不到的地方進行,不會像這次一樣在暗巷一角執行私刑。但是,香港警民關係惡化,警隊公信力下降,他們絕對要負起最大責任。

當然,政治和社會往往是密不可分,就如政府和警隊的關係一樣。但筆者沒有偉大的理想,只求苟且偷生,比較關心自身的安危。

筆者在此想向那些認為「暴民」理應受到毆打的人說句:「暴民」也是有人權,自己的敵人也是一樣,請不要簡單地將人分為好壞,「好人」得到全部的權利,「壞人」就要受盡所有的慘事,請不要拒絕思考。

同樣,運動的參與者在現階段還有著香港人寶貴和高潔的美德,面對政見相左的人還能保持克制,尊重言論自由,希望香港這種品德,不會被時代巨輪所磨滅。

最後,筆者試以《美國獨立宣言》的一段作結(筆者不是想搞革命獨立云云,只是希望讀者能夠重新審視人的價值):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作者:清之

 

[註1]英文原文為 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141.原文內容為麥理浩委任最高法院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 Alistair Blair-Kerr)對葛伯案的調查。中文翻譯取自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頁222。

[註2] Elsie Tu,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8,15,63中文翻譯取自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頁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