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唐狗被直通車輾斃,港鐵被揭發拯救不力,甚至有蓄意殺害動物之嫌,引起社會一片聲討怒潮。港鐵心不甘情不願地在群眾壓力下道歉。然而道歉過後,事件就這樣告一段落了嗎?

我梗知道村民點諗。村民諗的,就是要港鐵的一個道歉,一個鞠躬,幾滴眼淚。「人哋咁有誠意,再打落水狗唔係幾好……」「認咗錯就算啦,人誰無過。」本來,成件事是依然一貫劇本進行著的。只要港鐵只要運氣好一點(譬如那段新片段沒有流出),對外找個技巧高點的公關(起碼不要有柴灣救狗那幕拙劣演出),對內按捺著那班對公司道歉不滿的車站職工,到某個位,總會有另一個黃浩銘出來,幫村民諗埋,然後這件事又被丟淡,過兩日又被其他新聞掩蓋。

輾斃唐狗事件的後續發展,姑且不論。問題係,你對港鐵的憤怒,又僅止於輾斃唐狗嗎?至少我不是。我對港鐵的憤怒,還有它瘋狂的加價、差劣的服務、無日無之的訊號故障、對乘客呼呼喝喝,頤指氣使的態度、動輒祭出惡過皇法的《港鐵附例》恐嚇乘客,卻又縱容水貨賊和大陸旅客的雙重標準、當乘客是白痴的疲勞轟炸式廣播,更別提港鐵在高鐵撥款、地產霸權以至中港融合當中的角色。我相信有以上不滿的,遠不止我一個。

我想要的,是港鐵解體。港鐵之惡,來自港鐵上巿證券化和兩鐵合併。當然,我知村民唔係點諗。要求港鐵解體,對佢地黎講太遙遠。縱然村民或者和我一樣對港鐵諸多不滿,但當唐狗試圖跳上月台失敗那一刻,村民依然信任著港鐵月台職員,相信這批專業官僚的「理性」判斷。要他們直指問題核心?大部份村民沒有這個腦。有的,共產黨也沒有給村民這個膽。這就是官僚體制的可怕之處。

香港主權移交後爆發的種種問題,沿著表象症候往上溯,大至中共全方位殖民香港,小至唐狗之死,其病因可歸結於一點︰個體道德責任外判泛濫成災。

將道德責任外判,像吸毒一樣,是會上癮的。道德責任一旦外判,外判者彷彿無須再肩負任何責任,可以從他人的責難中甩身,更甚者,是獲得反過來批評承包外判合約那方的快感。

道德責任外判,是殖民統治的精粹。故此香港人無須過問政治,因為政治牽涉的複雜道德情況太艱深了,就由英國人/共產黨為你代勞,你專心搵錢就行了。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之風大盛,自由巿場大力擴闊其勢力範圍,於是連原來不能外判給官僚的責任,都可以外判給巿場︰家務和小孩家教有菲傭承擔、學校教育由老師代勞。於是,小孩在校成績不好,在親戚面前無禮沒家教,就成了傭人的責任,學校教師的責任,身為小孩父母的,卻理直氣壯︰「我好唔得閒,我忙住要搵食家嘛。」說得臉不紅氣不喘。人倫的責任,交給了看似中立的巿場;公共的責任,交給了自命理性的官僚。

很多讀過經濟學的人以為巿場是官僚的對立。其實壟斷下的巿場,也是一種官僚。這裡指的官僚,是韋伯理論中的官僚主義(bureaucracy)。所以港鐵是官僚,領匯和CCTVB也是。

官僚和巿場千方百計告訴你,它們是理性的。它們客觀理性中立,不帶感情;你是充滿靈肉矛盾、情感掙扎,充滿缺憾的個體。你不具備負起責任,作出判斷的能力。於是,你將自身的自由,連同伴隨著下判斷的壓力和煩惱,一併賣給它們。你免却了道德責任,它們獲得了權力,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這就是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所指出的,人類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的特性。《逃避自由》一書,指出獨裁者之所以能俘虜人心,正是因為大眾恐懼自由,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責任。當人人都不想煩,不想思考,獨裁者以中立理性姿態出現,代替大眾思考。

所以,當唐狗跳不上月台,除了一兩個乘客外,沒人伸出援手,因為那是港鐵職員的責任;小孩在校成績不好,在親戚面前無禮沒家教,是傭人教師的責任;滿街大小二便自由行充斥,那是食環署旅發局的責任;普選寸步難行,是立法會議員的責任。總之我係打工仔,唔好阻住我返工。

這就是納粹崛起前,瀰漫著整個威瑪共和國的社會氣氛。死一條狗,又算得上什麼?明日繼續逼港鐵吧,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