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共殖民統治和傳媒機器扭曲報道的耳濡目染之下,港人對公共事務的思維能力正在急速倒退。曾幾何時,香港廣納開放的民間社會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特質,奈何香港的政治判斷長期被英人包攬,香港人對公共事務和公民社會構成的思考基本闕如,只係坐享其成。

 

主權移交後,開放的民間社會被中共反向操作,成為統戰工具。本著開放包容之名,支持中共鎮壓六四民運的大學生可以把持大學學生會,居港未滿七年的大陸人可以出任港府職位,新移民囂張跋扈,自由行當街撒野。政治方面,則係打著愛國旗號的愛港力青關會蜂起,周融以「保普選」為名掩蓋維穩目的之反佔中運動鬧得沸沸揚揚。無知者大概以為這是正反意見交鋒,開放社會各自表述的正常現象。

 

這種觀點實在錯得離譜。開放社會的精粹,在於權力的制衡,尤其係對統治者權力的制衡,以及政治權力的廣泛分佈。周融之流搞的組織和活動,充其量只係極權統治力量的延伸,是共產黨的統戰技倆,本質上係開放社會的敵人。以《國敗論》之視角觀之,係剝削型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君臨。也難怪香港越來越多蠢人,認為香港需要一個李光耀了。九七時認為香港需要一個李光耀的,只有董建華。現在連追求香港獨立者,居然都想要李光耀君臨香港。只有對香港自治傳統無知的人,才會有這種想法。

 

初讀《國敗論》(另譯《為什麼國家會失敗》,原文書名為Why Nations Fail),以為此書不過是另一本宣揚政治現代化理論和自由巿場的教科書式讀物。掩卷之時,自覺顯然低估了此書的份量。

 

《國敗論》開宗明義話你知,一國之成敗取決於制度。這觀點毫不新鮮。不過《國敗論》所講的制度,不只是民主VS極權,自由巿場VS計劃經濟。《國敗論》用兩種制度概括︰廣納型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與剝削型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一人一票民主選舉不等於政治體制必屬廣納型;任由大企業無節制地壟斷產業的自由放任經濟也不屬廣納型經濟。

 

廣納型體制和剝削型體制各自分為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廣納型政治體制(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表視在開放參與政治的平台、選舉權普及、自由競爭公職、以及法治(rule of law) 、新聞自由等等,表現在政治權力廣泛分佈於各階層。剝削型政治體制(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則為權力集中於少數精英或家族手上,社會大部份人都沒有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廣納型經濟體制(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表現為私有產權的保障、打破壟斷的法制、競爭門檻的降低、公共服務普及等等。剝削型經濟體制(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則為大財閥的壟斷、私有產權不穩、知識產權不受保障、裙帶關係和入行門檻高等等。

 

《國敗論》明確指出︰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長期而言總是相輔相承。廣納型政治體制確保政治權利廣泛分配,國民可透過參政或選舉保障個人權利。而廣納型經濟體制則能達致經濟學所講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汰弱留強,令社會得以創新,科技得以突破。此之為良性循環(Virtuous Cycle)。相反的則是剝削型政治和經濟體制之間的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當政治權力集中到少數精英手上,精英必然運用特權,壟斷經濟利益以自肥。如此則平民的私有產權更缺乏保障。此消彼長之下,更加強了統治精英的政治權力。良性循環的結果就是今日成功的歐美國家,而惡性循環就是偏佈全球的第三世界國家,以失敗國家(Failed Nations)為極致。失敗國家之失敗,一敗在內鬥(最差的內鬥,是缺乏中央集權維持秩序的軍閥混戰),二敗在缺乏創造性破壞帶來的科技和制度創新。

 

廣納型政治體制可否配搭剝削型經濟體制呢?又或者剝削型政治體制可否配搭廣納型經濟體制呢?可以,但是不能長久。

 

香港正是剝削型政治體制與半吊子廣納型經濟體制的搭配。香港經濟屬半吊子廣納型。在私有產權的保障和經濟自由方面,香港還是執世界牛耳,直到現在依然是大量跨國企業設立地區總部,資金、貨物和人才可以暢通無阻自由進出的地方。這是廣納型的一面。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近年政府與地產商之間出現明顯利益輸送、各類產業被大企業壟斷、小店被天價租金趕絕、私有產權得不到足夠保障(例如對賣樓呃呎缺乏監管和巿建局收地賠償不足)、打工仔權利得不到保障(勞工法例保障不足、人工被壓低以及工作時間過長等)。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不少家庭都身負幾十年的樓宇按揭貸款,窮盡其一生精力去償還。從這層面而言,身負按揭的打工仔,不過係現代版的農奴。香港經濟增長最高速的年代,正係公屋大規模興建,從而釋放大量民間閒資投入各行各業,身家不多的中小企業家亦可大展拳腳的時代。表面上香港的經濟仍是廣納型,但正急速墮入剝削型體制的深淵。

 

《國敗論》提出不同體制皆會在歷史轉捩點(critical juncture)中強化。香港經濟體制的歷史轉捩點,是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這年是香港廣納型經濟的轉向年,是香港由盛入衰的關鍵年份。《聲明》裡面規定政府每年批出土地不得超過五十公頃,原是中共小人之心,恐怕英國會在撤出前賤賣土地,故此加上這項限制,英國也就因利乘便,以高地價政策回籠港商在大陸的投資。這項協議,為剝削型經濟體制打開了潘朵拉盒子。《國敗論》指出不少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之所以會貧窮,是「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的結果。香港土地自然談不上豐足,但當土地因人為政策變成奇貨可居,資金雄厚的地產財閥得以壟斷土地,上下其手,以大型屋苑設施(如只准旗下超巿進駐)和各項收費(如以旗下管理公司收取管理費),將樓宇買賣變成現代版的農奴制度。香港以往的多元產業從此不復見。

 

香港正墮入剝削型政治和經濟體制互相強化的惡性循環。《國敗論》以大量國家的歷史進程說明,剝削型體制有自我複製和強化的傾向(亦即惡性循環),即使經歷統治階層的轉變,依然頑如磐石,即「寡頭鐵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基於香港長久以來直到現在仍係殖民地,剝削型政治體制是香港揮之不去的夢魘。經濟體制雖在七十至九十年代邁向廣納型,但終難持久(香港體制的演變史,將在另篇詳述)。

 

香港的政治體制屬於剝削型,這點無庸置疑。幸運的是由於香港缺乏天然資源,因此剝削程度沒有其他殖民地高,英治政府的放任自流,造就香港民間社會有相當強的自治傳統。英國相中香港的天然港口,而不是經濟作物或奴隸,雖然開埠初期對華人的人身自由有相當的限制,同時有不少歧視華人的法例,但大體上係放任自流,至少在一八九四年鼠疫肆虐前是如此。亦因此香港有新加坡所不及的民間自治傳統,行會、鄉社、宗親會等如雨後春筍般遍佈港九新界。而這些都隨著港共廢除巿政局,以及地產霸權入侵屋邨,拆解傳統社區網絡而逐漸消解。

 

追求表面社會安定和秩序的港豬們,不明廣納型體制亂中有序的陰陽之道,只識盲目反對所有對抗港共剝削殖民體制的聲音。陰陽之道,總是吊詭(paradoxical)的。可以容錯,可以容忍相當程度爭吵,百家爭鳴的社會,才能汰弱留強,才能有創造性破壞,有合理的就業和人生上升階梯,社會才能長治久安。要達到這點,必然要爭取投票權、提名權等完整公民權利。

 

同樣一批港豬,對不可一世的新移民和中国遊客,卻大呼包容。說穿了,這種主張,並沒有邏輯的一致性(consistency),只有赤裸裸,不捨得放手的權力與利益,正是剝削型體制的展示。這些港豬,對新移民不會有太大意見,因為剝削型體制需要賤價的勞動力維持運轉。新移民大量輸入,正好讓統治精英獲得大量廉價勞工,並順勢壓榨本地工人。離地中產則賺盡利錢後移民加拿大。他們對中国遊客也不會有意見,因為遊客為他們帶來資產升值和租務收益。指望既得利益者會自動放棄手上利益,是痴人說夢。

 

要復興香港,靠的不是香港版李光耀,而是有能力打破剝削型體制的力量。打破體制的力量,深藏於民間,也就是香港百多年來的自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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