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份工啫!」這句話到底是何時開始,偷偷成了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從前,老母跟我們說:「好仔唔當差!」那時候,械劫、綁票、謀殺、販毒、黑社會劈友,一月數起,物華街出過拿AK47的賊王,安安幼稚園曾有癲佬闖入持刀亂砍,屯門在色魔掌下風聲鶴唳。工作危險重重,一介散仔的人工卻不比藍領、白領高,上層位置更被鬼佬佔據,只是為了「打份工」的人算過度過,當然不會選擇當差。那時候,皇家香港警察英氣勃勃,香港人對這支部隊引以為傲。

想當年,補習社剛剛冒起,社會輿論狠批這幫只顧成績、不管德行的人不配執鞭為師。猶記得在八仙嶺,兩名老師周志齊和王秀媚,為救莘莘學子,捨身葬送火海,該處現在還有一座「春風亭」。在我長大的年代,還沒有持博士學位的補習名師,更沒有什麼月球醫生、星球醫生。那時候,為人師表要春風化雨,執業行醫要懸壺濟世,傳媒要敢言求真,專業人士講專業操守,做大生意講信義,做小生意講人情。當然,實際執行一套未必完全如是,但至少我們還會口講這一套,因為這是社會對他們的期望。

當年,酒吧欠交保護費,古惑仔帶隊掃場,破壞椅桌玻璃,滋擾賓客,動粗動武,總會笑笑口講句:「做嘢姐!」這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打工哲學,從來只出自為錢賣良知的惡徒之口。如今,我們委以槍砲的香港警察竟然敢說「別無選擇」,普羅大眾認為他們只是「打份工啫」,時代,徹底變了。

變,到底始於何年?我們倒帶回想一下。2007年,曾蔭權以「我會做好呢份工」作為競選特首的口號;1998年,子華在《拾下拾下拾年棟篤笑》中揶揄說:「搵食啫,犯法呀?」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發生在97前。野蠻與文明的結合,結果總是野蠻得益,文明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