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感謝學生們在7.1深夜踏出佔中第一步,不然要佔中三子開始行動,恐怕等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爛。

我想任何社會或學生運動的目的,大概離不開「加重現行政權管治成本」和「喚醒民眾」兩種。我不同意「假日佔中,清晨收工」,也就是因為這種做法不會達到以上兩種目的,學生們以前途作賭注,以交換僅僅的微弱效果,也不甚值得。

電子公投結束後,學民仔宣佈佔中,抗爭會維持到7.2早上,也就是說,不會影響到中環這「香港經濟命脈」的日常運作,提升了的是警察抬走示威者時的體力負擔,不是對政府整體「管治」溝成影響和威脅,自然也換不來談判籌碼。是次「佔中」仍預演形式,也可視為非暴力抗爭的試煉。

社運界和學生們堅持非暴力抗爭,顯然深受甘地、馬丁路德金等人影響,馬丁牧師有段說話令我深受感動:「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與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較量…我們不會對你們訴諸仇恨,但我們也不會屈服於你們不公正的法律。你們可以為所欲為繼續暴行,然而我們仍然愛你們…在我們獲取自由的時候,我們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嬴過來。」

事隔幾十年,當年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階級矛盾,跟現時香港有選票在手的權貴與無選票在手的百姓(特首選舉與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之間的階級矛盾,仍然存在發人深省的、深深緊扣的可類比性。問題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制度化」暴力(如新近的6.27事件,立會財委「主席」吳亮星完美示範議會制度暴力),是否會因我們「照搬西方一套」的抗爭方式而有所動搖?於這套不公義制度背後享受著無盡榮華富貴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否因我們抗爭被捕而「喚醒了良知」,然而被我們「嬴了過來」?

我很懷疑,究竟我們的抗爭、我們的社會運動會否因「照背歷史課本」式的思維而成功?客觀上兩地的社會背景又是否真的可以完全直接類比?

五十萬人遊行也好,二十萬人遊行也好,每年七一過後,「我們的」政府做的不是思考如何回應民意,援解水深火熱的市民們的訴求,卻耍無賴刻意「佈細數」,於是「民意」就很直接地「被消失了」。而面對「被消失」的民意,遊行主辦單位民陣,與及一眾主流親民主派媒體的回應方式,居然是告訴市民「親身出來表達意見好勇敢好叻」,又經常叫市民「畀掌聲自己」。

表達意見,監察政府,本來就是公民責任。盡了公民責任當然是好事,但總不成將盡了公民責任這回事講成「好勇敢好叻」吧?參與遊行雖然身水身汗,但其實未算付出相對高的成本,連參與遊行都已經「好勇敢好叻」,那麼預演佔中的學生,自然順理成章地升格為「聖人」,於是,他們的作為是不容質疑的。

有關人士曾經表示這樣做是為了「鼓勵民眾」,在我來看更成功的效果是「麻痺民眾意志」。唔該咪玩啦!心智成熟的公民應深知自己的責任,他們壓根兒不需要這種「逗小孩開心」式的所謂「鼓勵」,他們需要的是更了解現實情況,讓他們得出更理智的判斷,而非流於感性的短暫亢奮。

「抗爭」後被捕了,代價付出了,卻做不出效果,一直是香港社運界人士甚少反思的問題。不論原因是否「左膠」們站在道德高地上自我感覺良好(來自本土派的批評),周而復始的失敗主義社運已經持續太久,我不喜歡講究成果的結果論主義,因為事實上結果成功或失敗,與抗爭者付出多少代價之間,並不存在必然關係,可是香港眾多議題現已到達死線邊緣,像政改、網絡廿三、東北發展、第三跑道、南方電網等等等等,是面對現實的時候了。

現實情況是,政府刻意無視民意,因為有選票選出「我們的」政府的權貴,他們享有的利益,大抵都是向百姓榨取得來(階級矛盾,自古亦然),所謂「回應民意」,就是要把權貴的既有利益重新分配到百姓身上,一日制度不改,政策傾斜之勢必然持續。百姓要與之抗衡,無外爭取更多「中間派」(或中產)人士支持,令他們明白自己和「平民百姓」是「利益共同體」,在香港,大家都沒有選票,大家都無權決定如何分配社會共創的經濟成果,決定權被少數權貴壟斷,令我們任由宰割。

不幸者,香港的中產人士雖無選票,卻生活富足,令他們以為現政權很能代表他們的意見、立場和利益,在他們的幻想世界裡,他們與權貴才是利益共同體,不擁有政治權力,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若此勢頭一日不改,就等於令他們以為,我們發動更「勇敢」更「激烈」的抗爭,是為了損害到他們的利益,效果是把他們迫往權貴一方,而非「把他們嬴過來」。

如果今年真的如民陣所說有五十一萬人遊行,我們不妨開始努力地嘗試著以一年為目標,說服身邊多一個人下年出來遊行,那麼五十一萬,下年就變一百零二萬,很簡單的數學吧?用一年時間說服一個人很難嗎?也許。可是如果連說服一個人的自信和決心都欠缺,又談何抗爭?既然我們選擇非暴力的抗爭路,我們也別無選擇。

我想如此實幹而為,總好過每年7.1現身一次當交功課,總好過讓學生犧牲前途來轉取成功,總好過幻想抗爭被捕效法古今偉人,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