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議員習慣只問立場而不問是非,以至屢屢在公開場合出盡洋相,不足為奇。最吸引筆者注意的,反而是時事評論員馮振超。馮君認為香港行政立法關係惡劣的原因,主要是部分議員的不禮貌態度所致。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發言重點,竟是他建議同場的梁國雄議員以後稱呼不要稱呼梁振英為689,可能由於時間限制的關係,馮君並未解釋這與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有何關連,但筆者猜想,馮君認為議員的「不禮貌」行為,會導致特首及主要官員面子受損,因而拒絕與立法會溝通。

馮君提及議員對特首的「689」稱號,本身是「不禮貌」用語嗎?這個街知巷聞的「689」稱號,本出自黃毓民議員口中,用意在強調梁振英「特首」經過小圈子不公義選舉產生的客觀事實,這點難道馮君會不同意嗎?雖然「689」自有其諷刺抽水的成份,可是身為民意代表,面對沒穿衣服的國王說出其沒有穿衣服的事實,本是議員職責所在,亦可理解為議員監督行政機關的具體行為。

在制度缺陷導致政府認受性薄弱的情勢下,政府官員更應謙遜謹慎行事,承認自身不足。反觀梁振英政府卻全面與反對派議員對抗,在今次財政預算案的拉布事件中,梁振英政府視「鬥爭」為首要任務的惡劣態度更可見一班:發起拉布的幾位議員,為不過於妨礙政府基礎運作,早已言明會批准政府申請臨時撥款以維持日常開支,可是梁振英以「為免日後議員再拉布」為由而拒絕,企圖將政府即將陷入財政困境的責任全部推到議員身上,這是赤裸裸的視「鬥爭」先於「民生」或者「行政」的行為。而行政乃行政機關不可推卸責任。在這種現實背景之下,馮君將香港行政立法關係惡劣的原因,單方面解讀和歸咎為議員的「禮貌」問題,是亳無根據的。

我們可以運用想像力作個假想:假設我們派出一個既稱職(堅持原則底線)而又有「禮貌」的議員與政府作商討爭取全民退保,如果如馮君所言,「禮貌」問題是行政立法關係徵結所在,那麼問題一定會得以解決。可是我們亦知道,現屆政府以曾俊華為首的財金官員,其「理財哲學」是極「右傾」的,他們打從心底裡不同意全民退保這類社會福利制度,在雙方堅持底線的前提下,這場商討必定拉倒,不管你「禮貌」好與壞。在政治課題上,有更多更多條件比「禮貌」更值得重視,所謂「禮貌」問題,根本無關宏旨。

馮振超又說,英國下議院兩黨見面時,都會互相敬禮招呼,這類比又是不堪一駁。首先,英國下議院是直選產生的,議員都有深厚民意基礎,單說「直選」一項,就很難與香港政府和立法會作直接類比。議員間的所謂「禮貌」,是尊重該議員背後的選民多於尊重議員本人的,議員要獲得尊重,就要看其任期中的表現,若不恰其份,監察議員的責任又會落到其選民身上,這樣看,「禮貌」簡直和行政立法關係風馬牛不相及。在外國社會,如果某名政客因被「不禮貌」的言論攻擊而放棄商討合作,或者因而採取報復或對抗態度,筆者敢打賭,外國人多會認為是該政客的「氣量」狹窄而非他的批評者態度不友善或者「無禮貌」所至。

可是,即使「禮貌說」多麼無稽,在城市論壇的現場仍獲最多台下觀眾支持,由所得掌聲便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