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政總集會前懇求陳景輝等左翼社運人士切勿上台騎劫,乖乖地在台下成為群眾一分子即可(詳見《給陳景輝等一眾左翼人士的公開信》);陳景輝當晚沒有上台,但千千萬萬個「陳景輝」還是站起來了。「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負責人區諾軒和陳璟茵,被揭是左翼廿一的成員,但直至身份曝光之前,兩人卻一直自稱為「網民」或「大專生」,並將運動塑造為網民自發。集會的氣氛本來相當良好,參與者十分清楚其目標和訴求,直至二人在傍晚六點左右接過咪高峰之後,形勢如當時天色一樣逐漸灰暗。

兩人甫上台就先拋出四個方案,要求大家進行「分組討論」,不少參與集會的市民根本沒有預料到自己需要參加討論,不禁愕然。台上二人稱此為「商討式民主」,更說佔領中環也使用如此方法(佔中還佔中,發牌還發牌,兩件事豈能溶為一談?),甚至說分組討論是「幼稚園生」也懂!不少市民那時站立離開。而到集會後段,出現零星衝突,有人上台批評區、陳二人,並發生罵戰,事後網絡上出現不少有關「非法籌款」、「運動主體性及持份者誰屬」的筆戰,其內容錯綜複雜,整件事最好分成「理想」和「現實」兩部份分而述之,希望從中看到較清晰的眉目。

理想

前學聯副秘書長林兆彬首先拋出「運動主體性」的理論,稱發牌運動不止是香港電視員工,而每一個香港人都是持份者。這看似合理並相當動聽,但一個運動的持份者並非彼此平等而有「大股東」和「小股東」之分,這次發牌事件最大的受害者當然是燒了九億的王維基,其次就是失去夢想和工作的港視員工,之後才是失去觀賞《警界線》的市民大眾。林兆彬指出不應該將運動簡化為發牌運動,筆者卻懷疑是否林將運動過於演繹,從「改變不公義制度」這高度看是次運動,將發牌運動升級成理念運動,跟港視員工這個大股東,以至部份小股東市民的意願是否必然相符?還是只是社運分子這部份小股東一廂情願的想法?爭取重新審視發牌難道就不是「改變不公義制度」的其中一部份嗎?林的主體性理論未免陳義過高而且沒有認清現實政治形勢。

時事評論員黎則奮發文為左翼辯護,指港視員工不欲將事件過份政治化,有「政治潔癖」之嫌,不利與不同團體合作和運動開展,而「左膠」、「右膠」之間的論戰也會令其他參與者卻步,令運動無疾而終。社運要成功,真的非要和其他團體合作不可嗎?合作又等於要上台主導運動方向嗎?去年的反國教運動正值立法會選舉,不少政黨人物為避嫌都沒有上台演說,運動全由「學民思潮」這些中學生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所主導,運動的開展有沒有被阻礙?其他政團的支援又有沒有僅僅因為沒有上台機會就停止?恰恰相反,運動正正是因為沒有政黨的滲和,道德感召力比由政黨發起的典型社會運動更吸引市民到政總支持學生的抗爭,最終逼使政府讓步。可惜在運動最高峰時,左翼人士宣佈「階段性勝利」而要求市民撤退,才使得這次發牌運動中那麼多人對「左膠」心存恐懼或厭惡。

這幾天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左膠」被罵退之後,運動領導權重歸港視員工之手,他們的表現並不遜色於很有領導運動經驗的左翼們,集會人數在25號的集會中更是達到高峰。《Thisismydream》原唱者遠道而來,林夕及劉德華的支持,感召力和氣氛比第一日的集會更為團結和融洽,更沒有發生衝突場面,請問左右之爭會令運動無疾而終之說,從何說起?筆者更相信若果當日「小組討論」等荒謬安排繼續,運動會因民氣消散而更快結束。

任何運動都要求過份「政治化」,似乎是左翼人士的另類政治潔癖,根據此觀點,早前反水貨運動、D&G事件等,都應該發展成爭取普選的運動才對:因為沒有普選令政府事事仗倚中央,中央的溝淡政策,他們不敢抵抗,最終大量自由行來港,才導致了水貨問題和D&G事件。在此邏輯推演使他們忘卻本來的目標,許多運動因此變成發水麵包,看起來漂亮但淡而無味。早前的碼頭工人勞資糾紛演變為「反資本主義鬥爭」就是最新出爐的發水麵包。

現實

且拋開許多難以理解的學術詞彙,從實際情形來看,左翼組織的行為都值得商榷。

當晚「民間開放電視行動」在政總募捐,但沒有解說捐款的用途。直至籌款風波鬧大後他們才公開籌得款項及其用途。縱然如此,質疑仍接踵而來,以下幾點疑問:

  1. 「行動」聲稱當日籌款是為支付遊行的音響等所需開支,但在籌款活動中到底曾否將此目的告知捐款市民,以免捐款者誤會捐款是用作其他用途,如支持港視工會運作?「行動」既然聲稱捐款純粹為填補自己的開支,那為何要以類似港視台徽的貼紙來籌款?是否有魚目混珠之嫌?
  2. 捐款的核數過程只有民主黨的文浩正律師參與,為什麼沒有邀請港視工會的代表?「行動」負責人區諾軒邀請黨友監督核數是否恰當?
  3. 「行動」於10月21日當晚在面書發出的聲明指出捐款原欲交予港視工會,經拒絕後,「雙方協議」決定捐給樂施會,然而港視職工會在10月25日聲明卻指「沒有同意將捐款轉贈樂施會」,結果行動再發出另一份聲明表示工會沒有反對將款項捐予慈善組織。從「雙方協議」到「沒有反對」可見是前言不對後語。這顯示雙方存在溝通問題。到底其用途是雙方協商的結果還是有人自作主張?

而當晚「行動」的所作所為也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商討式民主」是否適用於這次的運動上?正如賈思《商議式民主的迷思》中所說,這種新興的民主理論包括了以公開理性的議論來填補多數決民主可能產生的問題,聽起來相當吸引,但是,這種原用於政策倡議的概念,是否同樣適用於社會運動上?政策發展中冗長沉悶的討論是必須的,但社運是否可以付出同樣代價?

社運有如戰爭,領導者應有自己的主見,再根據參與者的期望作出適當的決定。群眾就如士兵一樣跟隨領導者的方向而走,古今中外的抗爭運動,包括印度獨立、黑人民權運動、以至反國教運動,都不會有領導者要求群眾先討論一番再決定該如何抗爭。或者左翼會說未試過怎知道這行不通?那麼,在當晚站起來離開的市民(包括筆者),已告知實驗的結果了。

高傲的態度亦為失民心的原因。例如左翼稱分組商討是「幼稚園生也懂得的行為」,有參與分組的市民表示大會所派去的代表根本沒有正視他們反對分組討論的訴求,以至社民連的曾浚瑛在面書上指商討的失敗是由於台下群眾的民主質素太低,將自己失敗的原因推卸於群眾之上,這算是左翼該有的精神嗎?

最後,區諾軒和陳璟茵指自己無意騎劫,卻在台上多次自稱「大會」,請問你們有什麼資格自稱「大會」?場地是毛孟靜訂的,遊行是市民自發的,受害者是港視員工,你們只是擁有了一個五十萬人讚好的面書專頁,這就有權上台了?當然任何市民都有權上台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市民不會在台上自稱「大會」,嘗試主導運動方向,然後拋出一些愚不可及的方案給大眾商討,但又不認真聆聽他們的聲音的!左翼在此一役後,若不能正視自身的問題,最後只能被群眾拋棄,把批評者打成「右膠」,又有何用?

駱賓王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