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非學術論文,其學術論調只為增加說服力之用,學術論文限制太多,不適合到處「錫錫」的呻吟王。

古今不少詩人創作時,不論甚麼類型,往往只顧文筆、修辭,以及追求華麗的詞藻,忽略實際的內容,以致文章空洞無物。

若說內容與文筆誰較重要,當然是內容,筆者就在此雜談一下這種弊病。

不同朝代對文學創作的要求亦有所不同,中國歷朝的文學審美標準,都像梅花間竹一樣,一朝追求文筆,下一朝則「撥亂反正」,審美標準可從該朝詩詞的整體情況,或該朝文人對文學評價推斷。

先秦時期的《詩經》,見山寫山,或記錄一個小故事等題材,沒有賣弄文筆,只是用字與現今不同,以及對詩詞了解意見分岐,所以看似很難理解真正意思,與文筆無關,除了《楚辭》這種無病呻吟,開創「重文筆輕內容」的先河的辭賦體之外。

至兩漢,出現更多追求文彩的作品,例如「漢賦四大家」,繼承《楚辭》這種華而不實的文風; 不過兩漢亦有《漢樂府》等等用詞尚算簡樸的作品平衡。 從以上可見, 先秦至東漢時期的文學還是偏重內容。

可惜到了魏晉南北朝,在混亂的局勢下,審美標準竟漸漸趨向對文彩的追求多於真正的意思 。鍾嶸《詩品》中對班固《詠史》的評價是「質木無文」,就是說他理多而文彩不好,不夠華麗; 對於永嘉時的時篇,又評「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可能就是這種對文彩盲目的追求, 以致唐朝興起古文運動,針對這萎靡不振的文風。

唐初時期的古文運動, 首要針對這種文風,要「文以載道」,其次才想整頓歪風,例如韓愈想透過是次運動宣揚儒家思想。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中主張「意欲施之事實, 以輔時及物為道」 , 就是打破以往一堆只顧無病呻吟、寫山寫水的習慣。是次運動非常成功,往後不少唐詩即使依照格律,亦有一定內容。

到了晚唐時期,國勢大衰,晚唐詩人溫庭筠等又再回復南北朝時期的華而不實的文風,再加上詞的興起,文人刻意雕琢文句以互相比拼,文風一再陷入與南北朝時期的萎靡,明顯他們創作的時候沒想好內容,,自然賣弄文筆。

情況一直持續到宋代,以歐陽修為首的宋代古文運動, 再次針對賣弄文筆的文風而設,脫脫《宋書. 歐陽修傳》中提及歐陽修主張古文運動是因為「文章體裁,猶仍五季余習。鎪刻駢偶, 淟涊弗振 」, 才發奮去
糾正歪風。他主張「明道」、「致用」等文學主張,都是針對內容而設,試想想,那些駢文,刻意雕琢的詩句,會否增加詩詞表達的意境? 對提升詩的意境、氣氛渲染都毫無幫助的,即是無用。

至於明朝與清朝,沒有甚麼大問題,有駢文亦有淺白的詩詞,不會失去平衝。重點是五四運動後,再發起文學改革,目的不是為復興以往的文風,而是「破舊立新」,重新塑造一個正統的文學理論, 首要的主張都是與「內容」掛勾。胡適提出八大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就是如何「重內容而輕文筆」的方法, 因為這八項中提及的就是歷朝文人的修辭手法。至於陳獨秀的主張, 是針對文學類型的( 他追求平民文學),則不在此詳加描寫。

其後, 不同的文人先後實踐這多方面的主張, 例如聞一多, 其代表作〈死水〉並無深奧文字, 改從詩中物件的象徵意義等去表現文學價值。為何新文學難以模仿, 就是因為古代能把前人的詩詞複製, 或者利用長年積累的典故, 加以模仿文筆; 既然新文學以內容為主, 那麼沒有一定的靈感與經歷, 只會「畫虎不成反類犬」。

綜合以上所見,華而不實的文風全都出現政局動盪, 甚至民不聊生的時期, 連一群文人本身無心向仕, 得過且過, 失去了創作時的靈魂與激情, 更加吐不出詩詞當中的深層意義、道理, 唯有利用以往積累下來的用詞湊數。

另一點是,當文壇陷入這種窘況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的新文學潮流, 利如南北朝時期出現「四、六」的駢文、五代時期出現詞牌等,文人追求這種不當的格律, 只在文字用法比拼, 又沒有深層道理。所以每當國家再興起的時候, 文壇便有人開始醒覺, 加上政局穩定,便可整理歪風了。

何謂「文筆好」? 這下沒有嚴明定義,每人心中都有不同, 廣泛定義就是文章的字句結構精妙、比喻貼切、修辭方法運用精準等,讓人回味該篇章或者,所謂「華麗的文筆」,或者叫「過份的藻飾」,就是以一堆「僻字」、不合時宜的「古字」, 以及複製古典詩詞的詩句。 例如謝靈運〈遊南亭〉中「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歧。 」,「痗」即是病的意思,據《康熙字典》所知,此字已在《詩經》出現,直到謝靈運前亦無人使用,病就是病,強行用相距數百年的古字是亂用僻字的例子,除非作者把全篇詩都用僻字, 不然會顯得與全首詩格格不入。

律政呻吟王